王卫国：应把人文关怀与法律的约束作用相结合

　　法律既要体现人道主义、人文关怀，又要注意对人行为的指导和约束作用。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王卫国教授认为：“原有的道交法第76条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只关注了事后的损失分配，没有注意到法律规则对人行为的约束作用。在修正案草案中，这一问题也没有获得根本解决。”

　　道路交通存在风险，这个风险不仅仅是掌握在机动车一方，也掌握在非机动车和行人一方。由于行人或者非机动车的行为违法、违章的，也可能导致事故的发生。

　　“法律的功能不仅仅是为了救济受害人，它还有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现行的道交法第76条，在关爱弱者的同时，也导致一部分人放任自己的行为，增加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他说。

　　对于76条的修改完善，他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在体现人文关怀的同时，把赔偿跟责任结合得更为密切些，充分发挥法律对人行为的引导作用。

　　如果有证据证明事故是由受害人的过错所致的，根据机动车驾驶人在避免事故发生中的谨慎和勤勉程度，减轻或免除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有证据证明事故损失完全是由受害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在发生受害人死亡或重伤的情况下，受害人依过错承担的直接损失部分的10%，由机动车一方分担。

　　二是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赔偿分开制定法规。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财产损失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当事人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事故责任的范围内予以赔偿。

　　刘 飞：应把强制性法规变为指导性规定

　　“道交法76条的修改，基本是以过错原则为主，辅以公平原则，来解决损害赔偿问题。但在具体条款的制定上，还存在过于简单化的不足。”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刘飞博士说。

　　修正案草案根据责任大小，划分了80%、60%、40%、10%几个档次。刘飞分析：“从立法技术上来考虑，划分明确的档次有其积极作用。例如，交警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时有法可依。但是，现实中可能出现的责任构成往往是千差万别的，这样标准化的档次划分，未免把问题简单化了。在‘便利’交警执法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弊端。”

　　刘飞对于草案拟定的比例本身并无异议，但他认为：“可以变更一下，把80%、60%、40%、10%这样的具体比例，从强制性的法规变成一个指导性或者原则性的规定。”

　　刘凯湘：应该在“负全部责任”和“故意”上划分清楚

　　修正案草案中有一条规定：“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一方负全部责任的，机动车一方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导刘凯湘教授认为，这一条法规还需要细化，在“负全部责任”和“故意”上划分清楚。

　　刘凯湘表示，如果是非机动车或行人一方的过失导致交通事故发生，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机动车一方应该承担10%的赔偿责任。

　　由于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的故意行为，如故意违章、恶意碰瓷现象，造成交通事故损失，机动车一方就不应该承担责任。相反，还应视情况对非机动车或行人进行处罚，以起到惩戒作用。

　　“这样，既体现了对行人的人文关怀，也体现了过错的不同程度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的意义。”他说。

　　如何认定是“负全部责任”，还是“故意”难度有点大。刘凯湘说：“怎样认定是故意还是过失，如何鉴定、取证，其中主观性太强，这些目前还没有非常好的解决办法。”

　　记者 刘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