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年前抛出一份11万字的汽车工业报告以来，路风(新浪汽车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一直是自主创新的坚定旗手。

　　他因对“市场换技术”发展模式反思而声誉鹊起，而圈内却评价说，路风真正的贡献并不在于影响了某个行业的发展，而在于戳破了许多中国人潜意识里深信不疑的技术与能力之间的“等号”，重新强调学习的价值。

　　南方周末记者就此专门采访了路风教授。

　　南方周末：您近年来对汽车、大飞机、柴油机等一系列产业进行研究，您认为过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路风：最大的问题是把技术等同于产品。

　　有一次我看到报纸上有篇文章，是某位市长的讲话。对于经济结构调整，他是这样说的：经济结构调整需要大量技术，我们可以利用国际资源，比如微软开发视窗技术用了数十年，我们用2000元就可以拿来用了。

　　这样的逻辑在中国一直是普遍心态。你看看那些招商引资的，一个技术项目在那里生产了难道就可以炫耀自己拥有这个技术了？从粮店里背回一袋大米，就敢声称自己会培育稻种了？

　　南方周末：这样的心态会带来什么？

　　路风：官员的这种普遍心态自然反映在政策中。若干年来，中国有关工业技术进步的政策逐渐形成了一个“三段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消化吸收——自主开发。

　　同样，大众的心态也会反映在行为上，以为引进了技术就拥有了能力，也没有对引进的技术认真消化吸收，更不用说再创新了。

　　中国引进的经验证明，单纯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并没有自动导致中国工业技术能力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相反还会形成“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

　　南方周末：中国的这个阶段跟日本、韩国当年有何不同？为什么他们能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

　　路风：有人说日本、韩国的发展是因为大规模引进外国技术，这话没错，但只对了一半。技术引进起不起作用，能否转换成技术能力，取决于技术接受方的学习努力。后面一半更重要。

　　除了很难统计的非贸易性质的引进外资，比如请外国专家、留学生归国等，国际上公认的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方式有三种，进口资本品、技术许可、FDI。

　　中国引进外资的路线是，1980年代引进的技术许可与资本品都有，但1990年代前者下降后者上升，1990年代后半期则是FDI大量上升。

　　这与日韩恰恰相反。他们都是前期引进资本品多，后期引进技术许可多。像日本，进口机器设备短期内是改进技术提高生产率，但长期来说就是一个样品，用来拆开研究别人怎么做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逆向工程。

　　这些高强度的学习带来技术能力的提升。索尼第一个取得成功的产品是晶体管收音机，就是买的贝尔实验室的技术，原本是用在导弹上的。数控机床起源于美国空军和MIT(麻省理工)的一个项目，被富士通拿来进行大规模商业化。

　　甚至有过这样的说法，外国公司在日本有任何技术早晚得转让给日本，因为日本人一定会拼命学，做着做着外国公司就会发现如果不卖给它的话就连这笔专利费都赚不到了。

　　但是在中国，外国公司并不用担心，尤其是在那些大型复杂产品的生产上，中国更多的是依赖，而缺少日韩这样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

　　南方周末：为什么日韩能做到，而中国却不行？

　　路风：这与政策引导和企业结构都有关系。

　　在政策引导上，比如日本在二战后曾有一次大辩论，争论要不要遵循比较优势，放弃汽车产业。后来主张发展国内汽车业的通产省占了上风，在贷款与政策等方面都有倾斜——那时候外汇管制，鼓励你跟外国企业进行技术合作，只需要给一些外汇额度就是很大的支持了。

　　韩国更是直接，1973年石油危机后，韩国总统直接命令三家最大的汽车企业现代、大宇和起亚各拿一款车出来。两年后现代就拿出了自己的车，从此开始自主开发的历程。

　　但是中国的工业企业结构跟日韩都不相同，我们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在产业政策保护下缺乏市场动力。

　　南方周末：您怎么看待现在的自主创新？

　　路风：尽管有很多模糊地带，也有很多骗吃骗喝的，但关键是市场动力在变化，像吉利、奇瑞这样，企业领导人有强烈的愿望。

　　另外，整个氛围在改变，潮流在改变，制度环境在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出现自主创新企业的概率也在提高。我们并不关心是张三起来了还是李四倒下了，我们关心的是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本报记者 肖华 曹海东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