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实习生 贾运华 本报记者 邹乐报道 昨天，杜宝良应邀参加了新华网的一次“直播”节目。对于10500元罚款事件，杜宝良目前的想法是：“希望此事能尽快过去，好让我们可以平静地继续卖菜生活。”

　　事实上，杜宝良对这次访谈、包括此前的提起诉讼都做过长时间的权衡，犹豫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妻子不同意。“妻子其实很反对我打官司，她怕以后北京的交警会和我们过不去。”二是这件事情已经打扰了他们原本平静的生活。“连老家的母亲都知道了，我不想让她担心，只想尽快通过打官司把事情结束，然后好好卖菜。”

　　尽管心情如此糟糕，老杜还是以平和的心态完成了与网友的交流。

　　网友：交了10500元以外，还有维持生活其他方面的钱吗？这笔罚款是怎么筹来的？

　　老杜：向人借的。原来我也有点积蓄，但因为父亲要看病，4月份我刚刚把一笔钱寄回家了，因此1万元罚款的大部分都是借的。

　　网友：你是哪一年在哪里取得的驾驶证？你上的是否是正规驾校？你违法的路口有禁行标志么？

　　老杜：是正规驾校，2003年取得的驾驶证。(那个路口)有禁行标志，但是那个禁行标志跟交规教材里学的不一样(注：杜宝良的代理律师曾向记者表示，“真武庙头条路口的禁行标志，并不在国家标准规定的禁行标志之内，因此该标志属‘无效标志’。”)

　　网友：您以前给交管部门留过联系方式吗？

　　老杜：我的车登记时留了手机号，而且没变更过，也没换过号。

　　参与新华网谈话的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教授、法学博士何海波，也从社会学角度对事件做了分析。何海波认为，像杜宝良这样的人群，是一个被新技术边缘化的人群，也是被立法者所忽视的人群，是新技术带来的新问题。在新技术出现以后，社会需要新的规则。电子眼这个技术带来这样一个新的情况，但我们的立法却没有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