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上午，因在同一地点违反禁令标志105次，被交管部门处罚10500元的杜宝良向北京西城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确认西单交警队行政处罚违法，并撤消西单队对他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退还已经缴纳的罚款。 “真武庙头条西口禁令标志为无效标志”是杜宝良的起诉理由之一。(6月15日《新京报》)

　　原来，真武庙头条西口的禁令标志是1986年出台的国家标准中的禁令标志，而国家于1999年制定的新禁令标志中已经废除了这个标志，规定了新的禁令标志取而代之。真武庙头条西口的禁令标志是新国标实施前的老标志，一直沿用至今，没有更换。对此，有的交警认为，这个标志使用多年，已经具有约定俗成的法律效力，任何一个驾驶员都知道其含义，驾驶员应该无条件地遵守交通禁令标志，这与标志本身是新国标还是老国标没有直接关系。

　　笔者完全不同意关于“约定俗成”的观点，这种观点背后是一种行政执法的“霸王心态”，既不符合常理，也有悖法理，违背现代法治原则。

　　首先，禁令标志是对法律内容的一种简约表达，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一项法律禁止性规定，毫无疑义。既然如此，它必须符合法律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要求，就是说，禁令标志背后的禁止性内容必须是规范的、明确的且是法有明文的，同时只有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对公众才有普遍约束力，公民才有遵守的义务。这也是我国《立法法》关于“新法优于旧法”法律适用原则的明确要求。

　　从这个意义上讲，1986年的国家标准被1999年国家标准取代后，旧标准的所有内容都失去法律效力，对公民没有了约束力，公民没有义务遵守它。因此，真武庙头条西口的禁令标志是无效的，交通管理部门不能以此为执法依据进行处罚。

　　其次，禁令标志意味着对公民权利的限制或剥夺，同时也意味着对执法机关的处罚授权。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执法机关理应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权力行使原则。换个角度讲，新国标改变了旧国标的图形，即意味着交通执法机关不得再以旧国标为标准来规范公民行为，作为交通违法处罚依据，而必须以新标志为标准，这当属“授权执法方式”。

　　另外，对于这个旧标志，除了老司机外，在1999年以后取得驾驶执照的司机都没有义务也不可能“读懂”它，事实上他们在交通法规学习过程中已经没有了这方面的教育内容。所以从情理上讲，交警部门也没有理由要求机动车驾驶员遵守旧禁令标志。所谓“任何一个驾驶员都知道其含义”也只是个别交警的主观腻断，没有任何事实和理论根据，而“驾驶员应该无条件地遵守”旧禁令标志，更是无稽之谈，强词夺理。

　　需要指出的是，法律上的禁止性规定根本不存在“约定俗成”之说，因为在权利本位的社会中，公民权利通行“法无禁止即可为”原则，这就要求法律上的禁止条款必须是规范的、明文的和明确的，否则权力就会导致专横，就会越界，公民权利也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对于行政执法人员来讲，头脑中存在“约定俗成”禁令是非常不可思议，也是非常可怕的。

　　看来，“杜宝良现象”不仅暴露了行政执法中的程序缺陷，而且也暴露了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观念偏差，距依法行政目标和现代法治要求还很遥远。这也许更值得全体行政执法人员高度重视和警惕。(李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