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中国，曾经出现过一次轿车大论战(郑也夫等著，《轿车大论战》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4月版)。正方樊纲博士称颂轿车文明，反方郑也夫教授批判轿车文明。无论双方对轿车文明如何理解，无论这十年来轿车如何迅速增长，一个铁的事实是：中国有13亿人口，并且每年还有0.5—1.0个百分点的增长，这一最大的国情决定中国绝不可能每2人拥有一辆小汽车(这是美国人均水平)，全国达到7亿辆；每3人拥有一辆小汽车、全国达到4亿辆也绝不可能(这是日本水平)，每5人拥有一辆小汽车、全国达到2亿辆也极难可能(这是荷兰水平，发达国家中最低的)。13亿人口的和谐不仅不能承受轿车的大量增长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光化学烟雾等)、噪音污染、车内污染、空间拥挤、温室效应、驾车病、交通事故伤亡等，而且更不能承受能源消耗增长的压力。

　　目前，我国能源消费量(2004年)为19.7亿吨标准煤，其中原油2.9亿吨，原油中进口1亿吨以上(至少占总量的35%)，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全国石油总消耗量的40%左右估计为2700多万辆民用汽车所消耗(其中一半是私人汽车，1300多万辆；1／4多是私人小车，近600万辆)。现在假设：全国13亿人口每2人一部小汽车(像美国那样)，全国则有7亿辆。再假设每辆小车每年消耗0.5吨汽油(这是大力主张小车进入家庭的新华社专业高级记者李安定近10年前的一个标准，肯定是偏低的)，此时，全国仅私人小车耗油就达到了3.5亿吨，是现在全国原油产量的1倍(如果考虑到原油加工为成品油的转换率是70%，则至少需要5亿吨原油，是现在全国原油产量的1.5倍)，超过美国现在从世界进口的总量。如果假设3人一部小汽车(像日本那样)，则全国至少拥有4亿辆，这一数量比美国、日本现有小汽车数量总和还要高1倍，此时需消耗汽油2亿吨，相当于现在的全国原油产量。如果假设5人一部小汽车(像自行车王国荷兰)，全国也至少拥有2.5亿辆，这一数量也相当于美国与日本目前所拥有小汽车的总和，此时需消耗汽油1.3亿吨；如果假设每12人1部小汽车(像空间狭小的香港地区那样)，全国也至少拥有1亿辆小汽车，是现有水平的5倍，此时需消耗汽油0.5亿吨。因此，可以说，即使燃油效率提高1倍(这是20—

　　30年后的目标)甚至2倍，即使我们汽车人均拥有量达到每10人一辆的世界平均水平，全世界的石油出口可供量也根本不可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有人说，北京目前的汽车拥有量才200多万辆，北京的预测汽车拥有量(2020年)是500万辆，因此北京的汽车发展空间还很大(《参考消息》2004年12月14日)。这里笔者生疑：如果没有限制，汽车保有量达到500万辆还需要等到2020年吗？如果全国也达到北京的人均水平，中国能承受吗？如果任意发展，北京的预测汽车拥有量是500万辆吗？以北京目前实际人口1500万、未来人口超过2000万计算，北京的预测汽车拥有量至少是1000万辆。那时，北京还是北京吗？

　　限制轿车的增长决不是侵害了私人购车、用车权，它实际上是使个人与社会的利益更协调，片面强调个人自由而否认个人责任是不公正的，尤其是片面强调少数有车人的自由而否认其对社会的责任是更不公正的。有人说，“凭什么富国人人拥有小车、很少的人口就可以消耗世界上很多的能源，而我们中国人就不能像富国那样追求享受？”这显然是机械地攀比，片面地把拥有小车等价于拥有享受。人类追求幸福的方式是很多的，满足交通的需要可以有多种方式，特别是公共交通方式！据《环球时报》2005年4月8日报道：发达国家希腊有一个伊德拉岛，17-18世纪时是希腊的主要海港，每天有几百条商船进出。时至今日它仍保持几百年前的样子。更特别的是，这个海岛没有汽车，充当交通工具的是几百头驴子。这是不是给我们某种启示呢？

　　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把限制轿车的增长理解为会侵害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暂且不说我国是否有真正的汽车产业，以我国人口13亿之多，只要增加一个百分点的拥有率，就将是千万辆之多。核心的问题是适量、实效，不能把某个产业的利益等同于社会的利益，不能把某个群体的既得利益等同于社会的利益。作为现在是13亿人口、今后会达到16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作为面临国际经济竞争、政治矛盾的压力，限制轿车的增长(节能)是实现13亿人和谐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

　　从理论与法理上讲，13亿中国人或以后的16亿中国人中，假设(应该永远是假设)有一半以上的家庭拥有小车也不能证明其合理性。因为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支付拥有小车的全部经济与社会成本，如此必然造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不能把限制私车的增长等同于限制老百姓对私车的拥有，因为多数老百姓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拥有私车；以某个城市还有所谓私车增长的空间不负责任地鼓励私车发展是短视的。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是不合理性的，所谓交通越堵经济越发展是不科学的，所谓降低耗油量、用新能源替代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不确定的。先污染后治理不仅成本高而且有时是不可逆的，我们不能做(可能已经是)水壶中的青蛙，在水温没有达到一定的温度之前觉察不出任何危险，而一旦水温达到一定温度的时候，虽觉察出危险但已没有机会没有能力脱离危险了。每当笔者走在北京的马路上，呼吸着越来越浓的汽车尾气、体感着越来越强的热岛效应、目睹着越来越挤的马路胡同、眼见着越来越多的伤亡事故、耳闻着越来越紧的人际关系，这种感觉就越发强烈。

　　□顾海兵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