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在丰田工作的经历，服部悦雄说：“丰田在中国有过辉煌的历史，现在虽然不理想，但是已经看到了一点点发展的希望。虽然对我来说不那么理想，我希望看到年轻的日方和中方的一代，真正创造出中日合作的、新的一个丰田。如果在我活的时候能够看到，我就能够死而瞑目了。”

　　在服部悦雄办公室的茶几上，放着一个绿色的老款解放卡车模型。

　　正是这个小小的车模“泄露”了主人的身份——作为丰田中国事务所总代表、丰田中国投资公司总顾问，自进入丰田开始，服部悦雄一直就负责丰田的中国事务，前后时间长达30多年。

　　在丰田皇冠轿车正式国产之际，服部悦雄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独家采访，讲述他在中国的经历，并透露出鲜为人知的中日汽车合作史。

    领着中国人第一次走进丰田

　　服部悦雄在丰田的经历，几乎和丰田与中国交往的历史同步开始。

　　1972年，服部悦雄进入丰田公司。也是在这一年的9月，受丰田方面邀请，中国第一个赴日汽车考察团访问丰田。访问期间，服部悦雄陪同考察团参观了当时日本的11家汽车公司。

　　“我陪同这个代表团整整在丰田集团考察了一个月，并且花半个月时间安排考察了日产、本田等其他日本企业。那是中日两国汽车工业正式开始交往的起点。我领着中国人第一次走进了丰田。”服部悦雄回忆说。

　　也就是在丰田考察期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服部悦雄和中国考察团的代表在一起，在丰田总部观看了日本的第一次卫星转播，看到了周恩来总理和田中首相在北京国际机场握手的场面。

　　1978年，一汽集团公司的20人研修团来到丰田，服部悦雄陪同进行了一个半月的研修交流。同年底，丰田的7人代表团也来到长春回访，对当时的解放卡车和红旗轿车提出了诊断和改造方案。

　　1981年，服部悦雄陪同“丰田生产方式”之父大野耐一，到一汽进行现场指导，并建立了两条示范生产线。这是丰田的“精益生产方式”第一次引入中国。

　　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服部悦雄的提议下，丰田出资12亿日元在沈阳开办了一个学校——沈阳金杯丰田技工学校。至今该学校已从丰田获得接近20亿日元的支持。学校从第一期招生开始，每年都有八九位日本专家在学校常驻指导技术，所有的教职员工都到日本进行培训，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丰田和首汽公司合作开办了首汽丰田驾驶员培训学校。

　　“说丰田不重视中国市场，是一种偏见。”服部悦雄说，“中国是丰田的重点战略市场，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丰田是最早和中国汽车界来往的，也是中国市场最早的先行者。”

　　服部悦雄所指的就是丰田的皇冠车型。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中国大城市的马路上跑得最多的进口车就是皇冠，最高的年份进口1万辆。20多年下来，皇冠累计进口达到13万~14万辆。

　　“因此，‘丰田迟到’的说法是不了解事实的。”服部悦雄反复强调。

    个人出面促成“天一重组”

　　2002年，服部悦雄迎来职业生涯的顶峰。8月29日，一汽与丰田30年来的交流合作终见成果：在中日建交30周年之际，一汽与丰田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而在这个过程中，服部悦雄起到了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甚至促成了当时国内汽车界的最大重组——“天一重组”。

　　回顾这段经历，服部悦雄说：“此前，丰田与天汽合作比较多，而我个人与一汽等国内大企业的领导很熟。2001年，一汽有关领导有意接触天汽方面的负责人。我当时并没有得到总公司的授权，丰田方面也没有出面。我个人觉得，天汽的发展遇到了很多困难，不重组的话活下去会比较困难。加上一汽和天汽的地理条件、人文文化比较接近，一汽的实力足够雄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我决定竭尽全力促成这件事情。”

　　2002年6月14日，一汽和天汽的重组协议正式签订。服部悦雄的努力也为一汽与丰田的合作铺平了道路。“这段经历是我在丰田公司最值得回味的一段。在这个过程中，我结识了从各个部委到相关省市，以及一汽、天汽的很多朋友，这些朋友一生都忘不了。”服部悦雄说。

　　随后的2004年，广州汽车集团公司和丰田宣布合资，在广州生产丰田佳美。服部悦雄说，他也是第一个和广汽方面接触的人。为什么选择广汽？服部悦雄说：“我们不是在两年前突然找广汽进行谈判的，而是因为丰田和广汽有着很深的渊源，也许也是为了弥补上一次标致项目的遗憾。”

　　服部悦雄回忆说，1997年1月，在他离开中国之前，拜会了当时的广东省副省长钟启权。钟启权对服部悦雄说，广州的标致项目法国人不想干了，如果丰田感兴趣，广州将优先考虑丰田。但是服部悦雄即将要离开中国，无力再为这个项目奔走，于是特意交待副手来督促这件事儿。“但他对于制造项目不熟悉，不敢碰。”服部悦雄说，“结果这个项目丰田没有谈成。”

　　服部悦雄回忆，早在1985年，丰田就和当时的广州市第一汽车制配厂，通过合作方式生产了一批双排座、1.25吨的轻型卡车，底盘、大梁、变速箱等全部国产，投产车型全部挂着丰田标志。1986年下线仪式时，丰田会长丰田英二到场剪彩。“这是丰田第一次在中国进行现地生产。”服部悦雄说。但是后来这个项目没有得到政府批准，被迫中断。

　　除了广州项目，让服部悦雄最遗憾的一次经历是在上海。上世纪90年代初，他与上海市领导协商组建上海大众以外的第二个轿车项目——年产20万辆皇冠。当时双方已经达成共识，“他来说服政府部门，我来说服丰田总部，而且高层领导基本上同意了。”服部悦雄说。但是由于人事变动，这件事随后搁浅。

   丰田还没跑起来

　　“如果全世界的丰田都像在中国这么运作，那么不到几年，丰田这个庞然大物就会在地球上消失。”

　　“我这个总代表没脸在街上走路，我在北京的马路上看不到我们丰田的车，这是我们的耻辱。”

　　这是服部悦雄在丰田中国投资公司的一次内部大会上讲的话。作为一个面容严肃、作风严厉甚至自称“有时会骂人”的领导者，他说：“我不愿意长篇大论，有时候急躁一点，忍不住就会骂人。但是我觉得自己在公司的时间快到头了，做工作的毅力和时间都有限。我希望早一点看到丰田公司在中国快速发展。”

　　显然，12万辆的产能、8.5万辆的销量，和中国市场530万辆的容量相比，丰田在中国的地位和它在全世界的表现并不相称。这也是服部悦雄感到焦灼不安的原因。

　　1996年，他特意安排了丰田公司奥田社长与通用一位副总裁共进早餐。服部悦雄说：“我想通过这次会面，让美国人刺激一下丰田。让丰田公司意识到在中国市场的危机。”

　　1997年6月，随着上海通用的成立，通用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大踏步前进。而那时的丰田，还依然停留在技术输出的阶段。

　　“丰田是先进来的，看不到变化，美国人没有进来，反而看得更清楚、更富有战略。我们步步顺利，反而丧失了机遇。”服部悦雄遗憾地说。

　　随着皇冠下线及天津第二工厂投产、长春发动机项目投产、雷克萨斯在中国销售网络的全面铺开，丰田在中国的脚步已经全面提速，有人说丰田已经真正加入了与大众、通用的竞跑行列。服部悦雄却不认同这种说法。他坦率地表示，丰田现在还在起步阶段，加上进口车，2005年能销售14万~15万辆就不错了。“甚至还不能算是起跑，只能说是助跑，也许再过四五年，我们才能够加入竞争者的行列。”服部悦雄说。

　　回顾在丰田工作的经历，服部悦雄说：“丰田在中国有过辉煌的历史，现在虽然不理想，但是已经看到了一点点发展的希望。虽然对我来说不那么理想，但是我感到应该满足。当然我的人生还没有完，我希望看到年轻的日方和中方的一代，真正创造出中日合作的、新的一个丰田。如果在我活的时候能够看到，我就能够死而瞑目了。”

　　说完这句话，服部悦雄开心地笑了。(本报记者车亮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