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司机喻先生的牡丹交通卡丢失，为了补卡，他交了补卡费100元。去年4月，喻先生以不当得利为由，将工行告上法院。经过两审，近日北京市一中院最终认定工行只能收取成本费30.8元，返还喻先生补卡费69.2元及利息。

　　对此判决，工行随后发表声明，一方面表示“将不折不扣地执行法院的判决”，但同时又辩解自己并未“不当得利”，认为“从本质上讲，牡丹交通卡提供的服务仍是商业性的”。他们酝酿调整交通卡开卡和补卡的收费方式及收费标准：将开卡费和补卡费分别收取，从而降低每次收费的金额。

　　工行执行法院的判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该事件已数日过去，似乎更应该由相关政府部门站出来给出一个权威的结论，解决交通卡明显存在的问题，因为，毕竟喻先生这种情况，北京市330万司机如果补证随时都可能遇到。

　　其实，此前，北京市就有政协委员提出过“补卡收费百元的根据何在”的疑问，当时银行的理由是，牡丹交通卡科技含量较高，因而成本较高。“科技含量较高”就可以作为高收费的理由，这个理由显然牵强。北京市一中院的判决并未采纳这个理由，并让这个有着近70%暴利的内幕大白于天下。

　　工行还有一个理由是开卡是免费的，但是，开卡的成本怎能由补卡的人来承担？至于工行在牡丹交通卡上的“服务成本”，那些牡丹交通卡持有者的存款给银行带来了多大的利益，恐怕也应算清楚。

　　事实上，交通卡是银行和政府部门联合发行的，而且是指定的惟一银行卡，所以它和普通的银行卡并不相同，商业属性并不是它的全部属性。既然它和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在法院揭开高收费内幕之后，相关政府部门也就没有理由沉默不语，应该作出权威的结论———否则，工行感到委屈，司机更是困惑。

　　比如交管部门。按照交管部门的解释，办理牡丹交通卡“不是交管局收的”，可银行业务员却说，手续费是交管部门让收的，因为工行属于政府指定的惟一交纳罚款的银行，这种观点很容易得到司机的认可。这样一来，交管部门就可能为银行多收费背黑锅。那么，交管部门为什么不主动出来解释呢？

　　还有物价管理部门。诚然，根据价格法规定，银行可以为自己所发行的银行卡自主定价，但是牡丹交通卡具有惟一性和强制性，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府垄断行为，那么，其定价就应该由物价部门审核、批准。而且，对政府强制性产品的价格，不能以赢利为目的。补办交通卡已近70%利润，物价部门显然不能再袖手旁观。

　　人民银行对此也有义务发言。作为各商业银行的主管机关，即便可以在职权范围内指定一家银行代理交通卡的发行，但是，对这家银行的运行还要履行监管职责，对明显存在不正常的行为有义务进行制止和纠正，维护持卡人的合法权益。

　　社会转型期，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可能会带来越来越多的行政诉讼(喻先生打的这起官司本质上有很大的行政诉讼色彩)。对行政诉讼败诉，政府部门不能仅仅看作是一个个个案，而要善于从中发现类似问题，检讨并及时修正相关公共政策，因为，政府部门出台任何一个公共政策，都不可能只涉及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一个人提起了诉讼而他人没有提起，并不意味着对该政策的认可。

　　当“依法行政”越来越被重视的今天，主动修正自己的错误、承担相关的责任，也是现代政府的应有理念，对不当政策“将错就错”或漠然视之都不是可取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