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青年话题刊登《法律不关贫穷与富贵》一文。说的是安徽来京务工人员杜宝良在一地点违反禁行标志105次，均被“电子眼”拍摄记录在案，须交罚款1.05万元、交通违章记分210分。这意味着，起早贪黑、以贩菜谋生的他一年白干了。

　　该文作者写道：“不到一年竟然违规100多次，实在可恶。造成如今舆论齐‘攻’交管部门的关键因素，其实是杜宝良的‘穷人身份’而已。人们的恻隐之心在潜意识中动摇着法治的理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牵涉富豪还是穷人。富人犯罪进班房，穷人违法犯罪了该进去也得进去，没有什么‘可怜’的，我们不能因为同情而迷失了法治的理性。”

　　由此不难看出该文作者的两点主张：穷人与富人之间在法律面前的“绝对平等”；如果对弱势违规的一方抱有同情，就是迷失了法治的理性。

　　然而，在利益关系纷杂的现实生活中，执著于某一点的“绝对平等”，就能保证评判的公正性吗？法治的理性就是要摒弃任何情感吗？

　　从我国旨在保障弱势群体的救济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日趋完备，到去年新交通法的颁布，都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在法律的制定中，具体事件的公正性要考虑，法理的平衡性更要审慎对待。当我们对某一事件的平等性提出要求时，首先要较全面地去考察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诸多不平等现象。

　　就比如道路交通伤害问题，无论个案中的具体过错在哪方，整体而言，机动车交通事故给穷人和社会弱势群体带来了过于沉重的影响。据去年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说，穷人和社会弱势群体，很难对政策制定过程施加什么影响。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人群很少能够得到医疗急救服务。另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的医疗费用、失去家庭经济支柱、殡葬的花费以及残疾造成的收入损失，可能使家庭陷入贫困。

　　因此，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对穷人、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性倾斜，所体现的正是一种对人的不同境遇的深深同情，所张扬的正是法理的平衡性原则。一个缺少悲天悯人情怀，忽略整体平衡法则，固执于一时一地一点平衡性的法律或规则，其公正性是十分可疑的。

　　再回到具体事件本身，中国有事不过三的古语，违规犯法固然可恨，适时的提示告知，却能抑制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避免更严重后果的产生。难道非要等到罚款数额巨大时才有警示、告知的必要吗？再看罚款数额1.05万元，对穷人富人真能起到同样的警示作用吗？对一个穷人而言，这1.05万元是其一年的谋生所得(如果他一年能挣这么多的话)；对富人这只是其一年所得的九牛一毛，其警示效力本身就是不对等的。

　　其实，每一项制度措施的出台，其本身并非都是完美无缺、无可厚非的，它们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在此期间，人们有权对某一无法认同处持“质疑”态度。现实生活中，并不是制度措施一确立，公正就一劳永逸地存在了。从这种意义上说：“绝对平等即不公，懒汉式的理性即非理性。” (之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