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宝良对北京市交通管理部门提起行政诉讼，他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其行政处罚违法，并撤消对他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退还他已经缴纳的罚款。

　　围绕着杜宝良事件，社会舆论大多从执法是否科学、是否人性化角度，给予杜宝良较多的同情。但也有人指出，只要违法事实成立，就应该依法接受处罚，不能对当事人中的所谓“弱者”滥施同情。但是，从杜宝良的起诉理由中，我们分明又读出了此事的“弦外之音”———交通管理部门的执法依据、执法手段，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仅仅属于“不完善”、“不规范”……

　　杜宝良起诉“禁令标志属于无效标志”，那个交通标志是个已经过时、早该更换的交通标识；杜宝良起诉“81次处罚，交管没有出具处罚决定书”，105次的违章处罚中，真正符合处罚程序的，只有24次；杜宝良起诉“交管未履行‘书面告知’义务”，相关法规早已明确：“交通管理部门发现机动车有未处理的违法行为记录，应当书面告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驾驶人，按照告知的时间、地点接受处理。”

　　杜宝良起诉的三大理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交通执法部门以自我为中心，在自己并未充分尊重法规、没有创造相应执法条件的情况下，却苛刻地要求执法对象守法的强势心态———交通标识早该更换却没有更换，始终依据旧标识拍照罚款；牡丹卡难以记录上百次违章，竟让被罚者接受“一次性打包”处罚；法规明确规定违章通知要书面送达违章人，可是交管部门却在没有条件做到时，全面启动“电子警察执法”。

　　从杜宝良的起诉理由来看，胜算应该很大。但法院对事实的理解，可能不会与当事人同处一个层面，此案的最终结局还很难预料。但是，不论杜宝良能否打赢这场官司，其认识价值、警示意义都是前所未有的———对于执法者来说，严格执法的前提，是首先要为自己设定“守法高压线”。否则，被执法人不会买账，法律、法规的严肃性也会大打折扣，构建法制社会也将成为空谈。

　　童建明 马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