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锦尉

　　吉利居然收购了沃尔沃，令人刮目相看。它说明了中国对外开放的阶段的变化。如今我们都在谈论“转方式、调结构”，在这项艰巨的工作中，除了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还要把眼光拓展，利用海外资源，将国内资源与海外资源作优化配置。这就要敢于“走出去”，善于“走出去”

　　这个震动国际汽车界的消息，透露出中国对外开放走向新阶段的动向。

　　从引进外资到中国资本输出

　　收购款18亿美元，吉利一次付清；而且准备好了日后发展所需的资金，还打算在中国国内建厂生产沃尔沃汽车。福特汽车公司是沃尔沃先前的母公司，已同意沃尔沃将已经注入其中的福特的知识产权转移给中国新东家。

　　瑞典是著名的福利国家，民众的福利“从摇篮到坟墓”。笔者曾去考察过，据我观察，这样的高福利的来源，除了他们的税率是世界最高的，累进个人所得税高达60%多(最高可达80%)，更在于产品追求高技术、名品牌，以获取高额利润。沃尔沃是瑞典制造的一个代表性产品。

　　吉利居然收购了沃尔沃，令人刮目相看。它说明了中国对外开放的阶段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是以广东等地“三来一补”为特征的开放，主要加工轻工类产品然后出口。上世纪90年代以浦东开发开放为标志，跨国公司纷纷前来，中国的开放步入“世界制造工厂”的阶段。进入新世纪，对外开放从“引进来”向“走出去”拓展。10年不到，我国已有不少企业走出国门，在一些国家联合开采石油、铁矿，在不少国家承包工程项目……

　　人们的观念变化了。“债务经济”成为一种进步。“引进来”，就是敢于借外债，以前所“自豪”的“一无外债、二无内债”，已变得陈旧。经济生活中，会借债发展自己是一种本领，否则如何在较短的时间里“做大自己”呢？当然债务有个比例，有个警戒线。另外，是“借债给人家”，“资本输出”。这是更为高级的“债务经济”。传统的理论认为，“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之一，即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要以“资本输出”加紧掠夺殖民地国家。其实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壮大自己的一个重要途径和领域。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说，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领导阶层“已经接受市场经济和经济决策分权化的需求，也承认参与全球性的分工”。这就是邓小平的胆略和创新！我想，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除了允许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行为在中国发生，即“引进外资”，还要让自己的资本输出到世界各国，不仅输往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也敢于输入欧美发达国家。吉利收购沃尔沃，是“打入发达国家”的一个案例。

　　将国内资源与海外资源作优化配置

　　如今我们都在谈论“转方式、调结构”，“十二五”规划制定的大讨论正在各个层面展开。我认为，“转方式、调结构”主要做两件事，一是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重点，提高第三产业比重；二是以创造拥有自己知识产权的品牌产品为重点，提升制造业发展水准。在这项艰巨的工作中，除了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还要把眼光拓展，利用海外资源，将国内资源与海外资源作优化配置。这就首先要敢于“走出去”，其次是从实际出发，善于“走出去”，要学习研究国际资本(包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流动的规律。在更大的市场经济的丛林里面，有机遇，也有风险。

　　“走出去”应该与“调结构”紧密结合。生产链有个“6＋1”公式，即生产前端的“研发、设计、标准制定”，生产后端的“品牌树立、销售网组织、销售过程及售后服务”，中间是生产制造过程。我们处于弱势的在“6”，吉利这次打的是自我提升“品牌”这张牌。

　　每年的经济发展指标，对外开放方面以前主要看三个指标，一是进出口贸易总额，包括顺差的情况，及其增长情况。在金融危机中，大多数国家都下降，我国也负增长，但处在世界出口第一大国地位。二是外汇储备，我国2009年为23990多亿美元，为世界第一，而且是美国的第一债权国。三是FDI(外国直接投资)，2009年为900亿美元，为世界第二。我们的这三个数据，都令世界高度评价。现在，对外开放的数据多了“国际资本输出”一项。你是否注意到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到的两个数据：“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工程承包营业额分别达到433亿美元和777亿美元”——两项相加达到1210亿美元，超过海外向中国投资的900亿美元，而且其中，对外工程承包的营业额增长达到了37.3%。

　　“走出去”，应该成为我们的勇敢而理性的选择。

　　作者周锦尉：上海市人大法工委委员、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