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汽集团新能源战略的成果终于“问世”了，这是对上汽集团新能源实力的证明，同时也是对凌天钧归国之后的最大肯定。

　　来源《汽车人》杂志记者 彭琪欢

　　2009上海车展，整个E1馆都是上汽集团的。

　　上千平米的展区内容纳着上汽集团旗下上海通用、上海大众、斯柯达、凯迪拉克、雪佛兰、上海汽车等诸多品牌，一个都没有落下。轰隆隆的音响，艳光照人的模特，熙熙攘攘的参观人流，整个环境喧闹且嘈杂。

　　站在位于展区一角的新能源展台旁，凌天钧身边是两辆挂着炫目“上海”牌标识的新能源车型，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吉祥物“海宝”安静地矗立在一边。他笑着，看着熙熙攘攘的观众们纷纷驻足，在“上海”牌与“海宝”之间合影留念。此情此景，不仅是上汽集团新能源战略的成果、对上海世博会的承诺，同时也是凌天钧归国之后的最大肯定。

　　带领着上汽集团新能源部门，凌天钧与自己的团队用了两年时间研制出了展台上的产品。如果平摊研发成本，这几辆新能源车中每一辆的身价都远高过此次车展上任何一辆传统车型。而现在，这位资深汽车“海归”，心情着实有些复杂，长久跋涉的欣慰中，还搀杂着些许忧虑。

　　他欣慰的是，这两辆车如同他的孩子一般，终于顺利按照规划，在上海车展的时间节点“出世”了，它们代表了上汽集团在新能源技术上的实力，尤其是他主导负责的那款燃料电池车，甚至可以说是达到了中国在燃料电池汽车技术上最先进的程度。

　　而让他忧虑的是，这一燃料电池汽车项目受到核心零部件购置进度的影响——以搭载的氢瓶为例，因国内找不到合适的供应商只得从美国进口，但一批氢瓶却被卡在了中国海关的相关规定上——这将会影响到剩下9辆燃料电池车型的完成进度，或许赶不上上汽为世博会做出的燃料电池汽车VIP用车研发承诺。

　　“回来两年多时间，能够做出一辆车来可算是很满意了”，凌天钧感叹道。2006年秋天，凌天钧带着十几年底特律汽车工作的经验归国，进入上汽集团刚刚筹建的“燃料电池汽车事业部”(后更名为更贴近实际情况的“新能源汽车事业部”)，以项目带头人的身份把团队建设起来，并按照项目预期一步步推进。

　　氢动力系统“大”了

　　虽然几乎所有的本土车企都加入了新能源的研发队列中，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只有上汽集团、东风汽车、长安汽车和奇瑞(参数配置)汽车介入了氢燃料电池汽车的研发和推广。

　　据凌天钧介绍，“上海“牌燃料电池轿车是将通用的氢动力系统搭载在荣威车型上，是通用最新的氢能源动力技术——“这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氢能源动力技术。通用汽车之所以愿意与我们合作，除了我们的实力之外，世博会的宣传效应也是它们所看中的。所以中国目前的新能源汽车发展环境，从国际厂商的反应来看，真的比较有利。”

　　作为项目合作的中方领头人，凌天钧非常清楚上汽和通用在这个项目中的所得和付出。项目最后的条款是，通用提供动力系统部分，但上汽需要自己把这些系统装到荣威车型上去。 “除了动力系统外，总布置、车身、底盘、电子系统和热管理系统等其他部分都由我们团队来负责设计，直至整车试制”，凌天钧说。

　　这看似简单，但由于车辆制造是一套系统工程，加之凌天钧的工作是需要从队伍的建设开始做起——面对的一切几乎都是空白，庞杂的各类事务需要他去做。

　　由于通用提供的氢能源动力系统是专为匹配通用汽车的Equinox SUV车型而设计的，SUV的空间比轿车大得多，但上汽集团的新能源车型则是荣威自主轿车。于是，矛盾出来了。为了保证通用输入的技术能够正常使用，凌天钧所带领的团队就必须重新设计整车的搭乘布局，设法将这套“巨大”的动力系统装到轿车上。

　　“你能看出我们做的荣威与普通车有什么不同么？”谈及此，凌天钧笑着问《汽车人》。他带着记者特意走到展台观摩那款来之不易的荣威燃料电池车型。其实，只要稍作留意，很快会发现他所指的不一样之处——这辆“特别定制”的车辆前发动机舱盖高高地隆起，像是向前突出了一个小鼻子。

　　看到记者能一下发现这个“特殊点”，凌天钧脸上浮出了笑容。“当时，我们也考虑过像前期研发的燃料电池车那样，把动力系统中的电堆等重要部件直接布置在车辆地板下，但这样会让坐乘的舒适性减少”，他的言下之意，是指若为了将“大块头”的动力系统塞进去，势必会将地板抬高，后排成员的腿部空间必然缩减。“毕竟这几辆车的初次使用，是作为2010年世博会的VIP乘用车，一定要像普通车那样，驾乘感和舒适度都不能出问题”，凌天钧最后选择的方案则是：将燃料电池的电机和主要的核心动力系统放进前发动机舱。

　　成长与差距并存

　　为了验证这个设想，2007年3月，凌天钧带着专人团队特意前往通用设在德国的燃料电池车研发部门，花费几个星期时间，只为做“可行性研究分析”，包括敲定车身、底盘及总布置等一系列具体的设计问题，“比如，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动力部分该改成多大，整个布局该如何放置。”

　　“荣威原本的设计是按传统发动机来制定各项指标，现在既然改动了，就会影响到整车的强度、刚度、安全性等等问题，也就必须要调整整个车身结构”，凌天钧告诉《汽车人》，这些都是自己团队面临的主要困难，当然，也是按照流程做新车设计的必经过程。

　　“传统汽车上的转向系统和制动系统都是靠内燃机动力工作的，现在燃料电池系统拿掉了传统的发动机，全变成电动的了”，他解释，所以，他们需要做新的由氢气转换提供电能的电动转向、电动刹车、电动空调，乃至包括整车的电动控制、电力控制等等。

　　“通过这个项目，上汽新能源团队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他中肯地评价。如今，上汽新能源部门已发展到了70余人，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巨大飞跃。但凌天钧清楚，即使样车出来，上汽在燃料电池技术道路上的探索还很漫长，因为在全球的新能源研究领域内，燃料电池技术是技术含量最高的分支，成本更是不菲。“通用汽车投入了几十亿美元、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才做到现在的水平，上汽与通用的技术合作才刚刚开始，距离不是一般的大”，他说。

　　这是需要一分为二来看的问题，也是广泛存在于中国自主研发领域的问题。虽然能拿来国外最先进的技术，但能从中消化多少、学到多少，则要看各个企业自身的能力。如凌天钧所言：“就像吃馒头那样，你把馒头给一个有胃病的人，消化不了也吸收不了营养。我们需要通过各类合作去接触核心技术，而且需要培养国际化视野的专业团队来消化，来真正地掌握这些技术。”

　　探寻归国路

　　《汽车人》今年的3月刊中，记录了凌天钧亲身经历上汽燃料电池汽车事业部初期的摸索转型。了解这部分后，便会对凌天钧的感叹有更深刻的理解：“我不看重位置的高低，而是看重发挥自身能力的空间与平台。”

　　凌天钧1986年出国，在美国学习、工作打拼，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和家庭。当他再次把目光投向中国时，是1997年作为旅美汽车专业人士访问团团长归国。

　　那次访问引起了不小的影响。“汽车团”成员全部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由中国大陆赴美留学后在美工作的新移民，任职于美国知名汽车公司。国务院侨办安排这个代表团访问了国内的各大汽车企业，包括上汽、一汽、东风等几个最大的汽车集团，期望能够有汽车“海归”回来振兴中国汽车产业。

　　访问尽管短暂，但凌天钧发现了与自己出国前的不同情况。“企业的管理者，无论素质、文化程度、说话的水平都完全不一样了。文化程度明显提高，对世界大势的了解，对前沿技术的把握，都有更深刻的理解”，凌天钧回忆。

　　短暂的访问吹入互相了解的清风，但那还不是成熟的归来时机。和众多归国人士一样，凌天钧明白中美汽车业水平的差距，直接回来几乎找不到合适的位置；而家庭也是他们难以抉择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孩子的教育问题。“当时我的孩子还在读初中，希望他能接受连贯的美式教育”，凌天钧说。这一观望，又是数年过去了。

　　2003年前后，邬学斌、徐敏等人作为第一批归国的汽车界人士，进入国内各汽车企业的自主品牌部门工作，开始助力搭建中国自主品牌的架构。

　　此后，国内汽车公司开始有目的地到底特律访问和挖人。待到2005年左右时，凌天钧已经被一汽、东风、上汽等多家国内企业“光顾”过了。此时他心中那个归国的汽车梦想，渐渐成熟起来。

　　“儿子已经读研究生了，我不需要再照顾他了”，他一条一条地列举各条影响因素，一如连贯的逻辑清晰、表达准确，“第二是美国汽车工业在当时有了明显小回落，已经有裁员、减经费、减预算、减产量的迹象。第三，我看到了中国汽车蓬勃发展的迹象。”毫无疑问，归国的朋友们带来了正面影响，他们的成绩和发展，也让诸如凌天钧这样的海外华人工程师感受到了祖国对他们的需要。

　　凌天钧最终选择了上汽，这也是他综合考虑后的结果。“上汽在国内企业中一直走得比较快，因为它的文化就是创新与发展”，凌天钧对上汽的评价很高，在他看来，上汽集团的整体水平在中国汽车行业内走在前列，合资合作的同时实现自主发展，也建立起了优秀的供应商团队——这点对整车厂来说尤为重要。

　　凌天钧回来了，想要把根扎回中国。但归来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他不得不离开家人，只身前往上海。当谈到家人时，这位儒雅的湖南籍学者，眼中自然而然流露出的是一种温情。

　　链接：凌天钧的中国心

　　从上海浦东向西一小时车程便到了安亭镇，这座临近江苏省的小镇近年来吸引了大众、麦格纳等跨国汽车企业巨头，在政府规划中是上海市未来的汽车产业中心。

　　凌天钧就住在上汽集团技术中心和汽车博览园附近。住的地方离工作地点不远，甚至可以骑自行车上下班。但他仍然有些怀念住在浦东时的生活，因为“更喜欢都市里的生活”。

　　上海车展见到他时，他刚从北美探亲归来。谈起家人仍然有种深沉忍隐的牵挂。

　　“我夫人也准备在年底来上海了”，他有些按捺不住的喜悦。自2006年凌天钧来到上汽工作后，他就不得不和家人天涯相望。夫人是北美福特的一名资深工程师，研究车身的闭合件等系统部件。让夫人为了家庭而放弃事业和优裕的生活环境过来上海，一方面凌天钧为了即将团圆而兴奋，另一方面，也颇为心疼妻子所做出的牺牲。

　　其实在工程师规律的生活外，凌天钧的业余生活一直安排得丰富饱满。还在底特律的时候，他一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社会活动积极分子。在底特律时，凌天钧和汽车界的华人一起，自发地组织了以联谊为目的的“CAGD西部地区活动中心”，是一个在Canton附近居住的来自大陆的新移民在一起聚会的松散团体。这个团体最后发展成了中国人协会西部活动中心。

　　而他按照自己的爱好，发起成立底特律地区的大陆华人宏声合唱团并兼任团长，该合唱团除经常在本地区演出外，还远赴加拿大参加国际合唱节。

　　“从中国人协会副主席位置退下来后我就当艺术总监兼顾问，并担任了密西根州湖南同乡会的会长“，他告诉《汽车人》。活跃的社团经历或许是他从研发顺利转向综合管理的良好基础。

　　回到上汽的第二年，凌天钧指挥的自主品牌公司的100多人合唱团，在上海最大的源深体育馆参加上汽集团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歌唱比赛。“整个上汽集团有五六十个子公司组队，我们自主品牌公司的合唱团得了第一名，奖牌现在还在我办公室放着呢”，凌天钧说起这段逸事，开心得笑了起来。

　　而在上海车展期间，《汽车人》作为惟一到场的媒体参加了底特律汽车界“海归”在上海的聚会。这次聚会是凌天钧组织发起的，很象是底特律中国人协会在上海活动的延续，到场的四，五十位汽车界“海归”们分散在中国几乎所有搞自主研发的汽车企业中。

　　在底特律因为乡愁聚集起来的群体，转移到中国却更像是同乡联谊会。和那个时代带有故乡情结的知识分子那样，他们走得再远，血液中都带着那一片淡淡的乡愁。当《我的中国心》这曲响起时，凌天钧微笑了，他随着节奏轻轻打着拍子，沉浸在激昂得让人热血沸腾的旋律中：

　　“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参数配置)的声音/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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