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不见经传的中国民营企业四川腾中重工收购美国通用汽车旗下知名品牌悍马，这条消息迅速发酵成了这两天首屈一指的舆论热点。这桩并购案涉及的资金约在1亿到5亿美元之间，数额并不算大，却倍受关注，其中原因正如《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指标意义更大”。这个“指标性事件”，把中国企业急切要尝试的海外并购“究竟是馅饼还是陷阱”的话题，放大摆在了人们面前。

　　不能漠视风险搞“投机性并购”

　　伴随这桩并购交易的，是各种猜测及其实际前景的不确定性。舆论更多地表达了担忧的情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余南平一开口就提出质疑：“中国的汽车产业是否已经强大到可以去做海外并购了？根本没有到这个时候。”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教授则明确指出，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而言，汽车产业都已经是一个产能过剩的产业，在这样的产业里搞并购尤其要慎之又慎。

　　不惟汽车业，事实上，目前国内很多企业仍旧处于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分散、集约化程度不高、综合实力不强，还不具备向海外进军的能力。在此情况下轻易出海，胜算不大。

　　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中国企业去海外抄底”的呼声四起。对此，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史建三提醒道，一定要注意区分“战略性并购”与“投机性并购”。“投机性并购”仅仅是看并购对象的资产价格便宜就出手，战略准备不充分，往往风险很大；而“战略性并购”，因为同企业自身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相结合，所以能获得合适的市场拓展空间。史建三特别提到，国内并购与海外并购的重要差别，是国内并购的法律风险容易控制，而海外并购存在风险不可控的可能，因此，中国的企业如果没有海外发展经验，其海外并购的行动很难成功。

　　产业资本需要金融资本援手

　　引发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热议的一大因素，是中国目前持有的大量外汇储备。但现实是，一边是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一边是企业的单打独斗。有数据表明，到2008年末，我国资产结构中对外直接投资只占6%，而储备资产高达67%。相比之下，日本分别是10%和18%，韩国分别是11%和45%。对中国而言，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并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在已经披露的四川腾中重工并购悍马的消息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国的金融资本有哪些作为。

　　实际上，金融资本在企业的海外并购中，提供资金支持还只是一小部分作用。张晖明教授分析认为：“金融资本的介入，牵涉到对并购行为成功与否的预期，这种对成功概率的判断可能比单纯提供资金更重要，它等于是提供了一个外部的风险评估，判断的多元化肯定有助于提高评估的科学性。所以，哪怕本身资本实力很强的企业，在并购中引入金融资本仍旧是非常有价值的。”

　　历史反复证明，金融资本往往是引领产业前行的重要力量。余南平研究员认为，这次并购悍马事件中中国金融资本缺位，恰恰说明，这场并购其实没能收购到代表产业前行方向的资产。买下“悍马”这样的品牌没有意义，早晚会被淘汰，而被收购方拥有的技术和创新能力才是我们应该看重的。

　　要强调对资源和技术的并购

　　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给我们提供了殷鉴。当年如火如荼的“购买美国”行动，尽管以三菱公司购买洛克菲勒大厦、索尼购买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等并购行为热闹开场，但泡沫的破灭速度也非常快———日本人斥资14亿美元收购洛克菲勒中心，最后却以半价奉还。

　　因此，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从一开始就非常强调对资源和技术的并购。不过悍马，因其大排量和高油耗，被视为高油价和环保时代的“反面典型”，这也使这次的并购被普遍诟病为“逆产业发展潮流而动”的行为。事实上，无法掌握核心技术，买来的却是高额负债和高用工成本的并购案例，在先前的企业并购史上非常多见。余南平研究员强调：“我们要坚信技术革命的力量，只有符合产业前行潮流的技术才是值得购买的。奥巴马政府之所以让通用汽车进入破产保护，正是因为它已经不符合新能源革命的产业潮流。”

　　诚然，获取高端技术在海外并购中并不容易，那么，可能被淘汰的技术买不买？对此早有专家指出：收购国外被淘汰的技术，作为一次性交易，可能会有一定好处，但不可能是长期的好处。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自己创新技术；单纯买技术，可能只是一种过渡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