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汽，我被分到产品设计处的发动机科。这个科分为设计组和试验室，我要求去试验室——我在一汽、二汽以及退休后在康明斯的工作内容，大都跟试验开发有关。

　　我在一汽工作了4年多，这期间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情。

　　先说第一件。计划经济体制对技术进步非常不利。一汽技术员要想改进产品非常困难：不是不知道怎么改，也不是改不了，从技术上都能找到方法，关键就是受体制所限。

　　最初一汽生产从苏联引进的老解放牌卡车，我们从1956年开始生产，此后30年产品变化不大。产品拿到中国后，我们都知道它的三大问题：驾驶室闷热，转向沉重，水箱容易开锅。

　　前两个问题属于车身和底盘的范围，我们对水箱开锅问题很重视。做过很多试验，改进-试验-再改进-再试验，也知道怎么改，但生产上就是无法实现。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我曾看过陈祖涛说过的一句话：作为总工程师，他的权力是什么？连建个厕所都无权批准，还得由计委批准。

　　这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它不听市场的，也不听用户的，它关心的是国家计划。当时一汽有个负责整车成品车发送的发送场，被称为“国库”——车子从装配线出来，开到国库就算交给国家了，后边就是国家的事了，由物资局统一分配。

　　这让我们这些搞产品开发的人感觉很窝囊。我们干了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去了解情况，去改进问题，去做试验，但都没用！国家不批准你改，一改就要换设备，换设备就可能重新建设厂房或者更改工装，这就需要投资，投资企业又没钱，要申请国家批准，而国家那么多新项目，哪顾得这么多，你这个老企业就这么干着吧。

　　所以后来我选择去二汽，我觉得老是这样，没办法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二汽是个新厂，对我来说是个机会。

　　第二件事，跟我后来的职业生涯也有关系，我感到我们的试验手段很落后，发动机的试验、测试和开发能力很差。我们的发动机试验室就3个试验台，后来又增加了1个，但总共也才4个，只能用于配合现生产，没有能力搞开发。

　　当时设计处一直有个争论：到底是设计指导试验，还是试验指导设计？搞设计的人说，试验要为设计服务，我设计出来后，你给我验证。而试验的人说，你凭什么设计，应该是根据我试验的结果，我发现哪里不好，改进后，你再去设计，再去改。

　　双方争得不可开交，谁也不让谁，很多事情都谈不拢。我那时年轻，23岁，容易激动。我说，毛主席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你都没有实践，怎么检验？所以我也主张试验指导设计。

　　但实际上我们指导不了。为什么？比如我们分析试验结果，却发现数据并不准：你要是做点误差分析，一算，数据误差还很大。

　　这对我的刺激非常大。我到了二汽后，曾公开讲过我的观点。我说，设计指导试验还是试验指导设计，这个争论本身没有意义，原因是我们的设计缺乏试验数据作基础，我们的试验数据本身就不精确，试验本身就有很多问题，所以谁也指导不了谁。

　　试验数据不准，原因有多方面。比如试验室振动，测量仪表都在试验台架上，做试验时都在晃，读数读不准。同时，用来测扭距的测功机都是水力测功机，本身稳定性就差，指针摆在当中你可以说是3，也可以说是2.5或者3.5，这完全取决于测试人员。

　　还有如测油耗，拿个秒表，天平一边装柴油油杯，一边是砝码，天平一过去，啪！技术人员开始计时，然后拿掉砝码，等到这部分油烧完，天平回过来时，再按一下秒表。从理论上讲，这是对的，但精确度很差，除去秒表自身精度外，还有人的因素，反应快的可能按得快，反之就慢，即使是同一个人，也可能这次快下次慢，所以得出来的数据没法说有多准确。

　　但我想明白了一点，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发展测试技术，建造好的试验室。

　　到二汽去

　　在一汽还有个小插曲。1965年的一天，时任一汽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的孟少农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那时是个小兵，不知道他怎么想到我的。他问我：“你觉得我们的试验室怎样？”

　　“很不好，有很多问题。”我实事求是地回答。

　　“那好，你去建个试验室，建个你认为好的试验室。”

　　他手里大概有两万块钱还是四万块，我记不太清楚了。我一听，高兴得不得了，就去策划这个事。

　　因为不懂试验室怎么盖，我先去基建处，向他们请教如何设计，要多宽多高，再按照这两年来我对发动机试验室的一些体会，花了两三个月业余时间，做出了设计图。

　　拿到孟总那里一看，他说：“你这个预算超过了我的权力范围，不行，你再想想办法，再节约一点。”

　　我回去改了一通，这样来回了好几次，最后也没搞成，主要是钱不够。孟总两手一摊：“哎呀，不行了，钱也不够了，你就算是锻炼锻炼吧。”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因为学到了很多东西。后来我调到二汽，第一个任务就是搞个像样的发动机试验室。

　　1967年国家决定由中国人自己建设二汽，从一汽设计处和长春汽车研究所各抽调70人，从南京汽车厂抽调10人，由这150人组成二汽产品设计处。我自愿申请去二汽。

　　起初我们都集中在一汽设计处借给我们的一些办公室里上班。1968年年底我们到十堰，开始很苦，我记得有句话：“十堰这个地方，金木水火土都没有”，说得有点夸张。十堰在山区，没有铁，汽车制造需要的钢铁全都要运进来；没有木头没有树，我们刚去时整个山都是秃的，连像样的草都没有，老百姓没有柴烧，就砍柴拔草，都烧光了。你现在去十堰，绿油油的一大片，都是我们去了后植树造林一年年种起来的。

　　十堰缺水，因为是山区，一下大雨就发大水，雨一过什么水都没有，连沟都干了。当地老百姓不会种菜，就在山坡上种点苞米凑和着吃，最初的一两年，连咸菜都是开车从武汉、襄樊等地运过来。蔬菜就不用想了，偶尔拉点回来吃不了两天就没了。住也没地方住，刚开始很多人就住在老乡的猪圈旁，住芦蓆棚，住“干打垒”，现在想起来还很有意思。

　　我在二汽干了28年，可以说，我职业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去二汽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从长春去十堰就是搞斗批改，然后去襄樊农场接受改造，所以我在二汽的经历还包括2年放羊经历。

　　去农场报到时，刚过完春节，地上长出了些新草，被关了一冬的羊放出来后撒丫子乱跑，放羊的是二汽劳资处处长，50多岁，我看他追着费劲，就摞下东西帮他追。追回来后，他就向连部要求，把我要过去了。

　　说实话，我有些担心。因为我有关节炎，严重时疼得下不了床。要是放羊时病犯了咋办？没想到，2年放羊还真把这个病给治好了。我还发现了一个放羊的好处，就是不用早请示，晚汇报。一大早，我得把羊赶出去，中午赶回来，吃饭后睡一觉，下午三四点再把羊赶出去，晚上九十点钟才回来。我一个人在外面时，就带本英文版《毛主席语录》，开始学英语。

　　这样也有风险。当时还有位放牛的同志，他也拿一本英文版《毛泽东语录》看，结果被发现了，抓起来开批判会，说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我很小心，把羊赶到很远的地方去，我的英语就是这样捡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