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我们被召回二汽，我回到试验室。由于有在一汽搞试验室的经历，我成了二汽发动机试验室筹建组组长。为做这个事，从1973年开始，我差不多用了一年时间对全国十来个发动机试验室进行调查。

　　这里我得重点提重庆汽车发动机厂，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康明斯，这个厂于1965年引进法国贝蒂埃发动机技术，参照贝蒂埃标准建了发动机试验室，是当时全国最好的试验室。这个厂在重庆歌乐山下，所以我是“三上歌乐山”取经。重庆发动机厂负责筹建这个实验室的罗新民工程师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他把建试验室的所有资料，以及他的所感所想都无私提供给我。

　　回到十堰后，由武汉中南设计院做建筑设计，我作为甲方负责提供工艺资料。这时我遇到了问题：原先的项目建议是我之前的人提的，由于历史原因所提面积小，投资也少。我觉得这样不行，于是去找时任二汽产品设计处处长王汝湜和副处长张曰骞，想请他们想办法再增加一些面积和投资。

　　当时管发动机的产品处副处长张曰骞，他是我清华的学长。在一汽时，他曾担任过发动机科长，是我的老领导。他觉得我讲得有道理，但也没办法，他也没权。最后他帮我出主意，他说：“我带你去找一个人，看他能不能帮你。”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祖涛。他当时是二汽总工程师，刚“解放”回来。说实话，我非常感谢他，如果没有他，我可能也做不成这个事。我们第一次见面，什么客套话也没说，他就直奔主题：“你说说，你到底有什么想法？”

　　“我看了原来的预算，觉得面积和投资都不够。”

　　“不够，你要多少？”

　　他猛地这么一问，倒在我意料之外。我也不敢多要，一鼓劲，就把面积和投资都增加一倍，准备让他往下砍，没想到他说：“你先回去，先不管原来的预算，你就按照你认为要把发动机试验室搞成什么样，重新做个项目方案，一个礼拜后，我到发动机厂来听你汇报。”

　　就像见到了救星似的，回去后我重新做设计，超出了原来的三倍面积。他来发动机厂看后就问：“你觉得你思想解放了吗？”

　　“还没有完全解放。”我说，实在解放不了了——那么多年被禁锢在一个地方。

　　“太多了我也拿不出来，就按你这个方案办吧。”陈祖涛当即拍板。原来陈总早有建一个好的发动机试验室的想法，正愁没人干，我的要求正与他的思路合拍。

　　建好的试验室可以说是那时全国最好的试验室，在相当长时间里，它是二汽的一个“景点”：中央领导或者其他单位领导人到二汽参观，每次必看试验室，我也为此当过好多次“导游”。

　　试验室创造了国内几个第一：如模拟高原条件试验和整车冷启动试验。二汽搞军车，很重要的一点：发动机能在低温下启动。以前这个工作要在每年三九四九时把车开到黑河那些最冷的地方，需等车子冻透，在凌晨三四点起来发动，如果今年没达到要求，那就得等第二年再来，到时还能不能冷到这个温度谁也不知道，而发动机有没有改进也试不出来。

　　我记得当时写过报告，做这个试验，一次花费约30万元，那时的30万元可是个大数字。而建试验室土建需30万元，购买设备需30万元，做两次试验就能把投资全部收回来。这是中国汽车行业里可以做整车试验的第一个低温试验室。

　　我们还搞了同位素试验室，在机油里加同位素，当发动机运转时随时检测机油放射量，从而测试活塞环、缸筒的内部磨损情况。可惜，试验室虽建起来了，但由于同位素来源有些问题，这个试验室并没有完全用上。

　　我们还建了个噪声试验室，也叫消声室。这个房子用几十个弹簧与地面隔离，室内五面墙上都是一米多长的尖劈，发动机和测量的麦克风在中间，测功机在另一个房间。发动机运转时，到达墙面的声音被尖劈吸收，几乎没有反射。这样测出来的噪声很真实，这也是当时其他汽车企业没有的。

　　1979年，在这些试验室基础上，我们又与武汉自动化研究所合作搞了个发动机自动化试验系统，由计算机控制，这在当时行业内也是首家。虽然由于当时计算机和其他外设可靠性不高，这个系统有不少问题，但它却是我国发动机试验技术发展的一次有益尝试。再后来，二汽又建了两个试验室，都建得比这个更好，但都不是我具体负责，我变成了指导。

　　东风在发动机开发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应该说其先进的测试技术起了重要作用。

　　结缘康明斯

　　1984年我考上国家教委派到美国的访问学者，实际是1982年考的，考上后本可以立即去，但我不想去学校，而想去个企业，尤其是发动机公司。但在那时，访问学者到学校容易，要到企业就很难，因为门路少，一般公司也不接收。我本来是要去通用，这中间有个牵线人，时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的秘书长吴正若，1983年他通过美国汽车工程学会帮我联系了通用汽车公司，通用发来邀请函，眼看就要办签证。恰在这时，中国重汽跟奥地利斯太尔签约，要引进斯太尔系列车型，通用一看很生气：既然找斯太尔，那你们就去斯太尔好了，就把我的事情抹掉了。

　　怎么去了康明斯？有两个人起了关键作用。这就要谈到二汽和康明斯的故事。

　　二汽想引进计算机管理技术，找到了IBM。IBM到二汽做讲座时，邀请二汽派高级代表团去访问他们的客户,看他们是怎么用的，效果如何。据说，这次考察包括黄正夏、李惠民、李荫寰等总厂领导。

　　李荫寰是二汽副总工程师、技术中心主任，我跟他很熟，他也是我的老学长。筹建试验室时，二汽组织结构中曾有个试验大组，他是大组长，我是大组中发动机试验组组长。文化大革命中有段时间他靠边站，我代理大组组长，但很多事情我都去找他。

　　李告诉我，他们要去IBM的客户康明斯考察，他让我把个人资料给他，他带到美国去看有无机会。到康明斯后，康明斯给二汽代表团介绍了正在开发的B、C系列发动机。巧合的是，二汽当时正在寻找好发动机，看了B、C系列后，非常感兴趣。回来一研究，决定再派个小组去实地考察。这就是二汽和康明斯合作的开始。

　　另外一个人就是林慰梓博士。访问期间，李荫寰见到曾任康明斯副总裁的林慰梓，林是孟少农的同学，李荫寰把我的资料递给他，问：“我们有这么一个人，现在国家给他一个机会，可以做访问学者，你们康明斯能不能接收？”

　　在这之前，康明斯只接收过一个访问学者。林慰梓就向总部提出要求，接收访问学者还要到美国政府去申请IAP66表，凭表才能办签证。IAP66表申请下来后，1984年我正要动身去美国，二汽的3人考察小组(徐永亮、陈万兴、张效工)也要去康明斯。李荫寰就把我们4人找来，让我先参加小组工作，去康明斯考察两款发动机。

　　我跟考察小组分头行动。他们先走，我通过教委系统，先到纽约领事馆教育处报到，然后去康明斯。我到时，他们3人已经等了我两天。

　　我们是二汽的第一个考察组。康明斯先做介绍，让我们看发动机，他们对我们很开放，连图纸和标准都拿给我们看。我们在那里工作了3个星期，结束时我们4人一致认为这正是二汽需要的发动机。

　　二汽和康明斯最初是想搞合资，同时引进B、C系列发动机，但到后来改变了。具体原因我不清楚，可能是因为我们一无合资经验，二因国家投资有问题，最后就从合资变成了技术引进，从B、C两系列同时引进变成了先引进B系列。

　　我是在双方讨论合资引进B、C系列的背景下去的康明斯，在C系列性能开发组干了一年半。这段时间，一方面，我对康明斯产品有了深入的了解，对产品信心很足。另一方面，我认为这点时间要学到的具体技术很有限，即使是学了点技术，回来后也势单力薄，不可能一个人干。所以我更多的是学习康明斯怎么工作，流程如何，其各部门之间、各人员之间如何配合，其开发方式和开发思路如何等。回国后有10年时间我负责二汽产品开发，其中很多思路就是这时学到的，或者受启发于这一时期的所见所闻。

　　康明斯C系列性能开发组共有6人，中国人就我一个。组长是英国人，叫Nigel F.Gale，现任美国西南研究院副总裁。我去时，林慰梓已经退休，由于他掌握了康明斯的大量开发机密，康明斯不希望他再去其他任何公司工作，就请他做顾问。所以他1979年退休后，又做了8年还是10年的顾问，才再次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