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经传老人所讲述红旗车试制时鲜为人知的些许往事，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中国汽车人当年的伟大力量。

　　原一汽总设计师、副总工程师刘经传老人从家中楼梯上缓缓踱下来，满头的白发，戴着助听器。他的太太，当年一汽电器科的科长，现在已经中风，腿脚不便，躺在床上休息。老夫妇二人可谓是鞠躬尽瘁，将一生的心血都献给了汽车事业。

　　不过，78岁的刘经传依然十分健谈，言语中略带吴侬软语的家乡口音。回忆起往事，滔滔不绝，很快地沉浸在数十年的人生画卷中，仿佛夕日情景历历在目。

　　汽车生涯

　　祖籍在江苏扬州的刘经传，1930年在上海出生长大，1948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3年后，国家发展工业需要大量人才。此时还是大学生的刘经传被抽调出来，分配到刚成立的中国汽车工业筹备组工作，开启了自己的汽车人生之路。

　　当时，刘经传等一批大学人才被作为未来的汽车工程技术人员培养，为将来成立一汽做准备。他所在的班有80多个人，其中60多人被抽调到筹备组，还有的人被分配去研究火车等等。

　　没过多久，筹备组就把这些大学生分别派到北京、上海、天津等比较大的工厂里去实践学习。刘经传先后到过天津汽车修配三厂(后来的天津拖拉机厂)和上海闵行的通用机械厂。

　　从上海回来后，刘经传到了隶属于筹备组的北京南池子工业试验室，这个普通的房子里聚集了全国知名的机械业的专家学者，在这里，他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与众多专家一起讨论，学习到了更多汽车专业知识。

　　不久之后，这些实习生接到了第一个任务——测绘苏联嘎斯69。大家把车拆散后，画每个零件的图纸。几个月后，筹备组又提供了一辆吉斯150和一辆中吉普，这两辆车都被实习生们拆散了，进行绘图工作。

　　“筹备组派了两个比我们高两届的学生，做我们的导师，他们对汽车有些了解。有不懂的地方我们就问，有时候他们也不给答案，让我们自己琢磨。这实际上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方法，等我们想深想透想明白后，留下的印象深极了。”50多年前的事情，刘经传老人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记忆犹新。“当我们重新把零部件安装起来时，车还能开。两位老师就教我们开卡车，学的地方在老天安门广场，正对着紫禁城的地方，当时只有大红墙，人民大会堂还没建。”就这样，刘经传作为中国第一批汽车工业的实习生，顺利结束了大学历程，后被分配到苏联学习一年，之后回到了一汽，开始正式参加工作，被分配到设计处。

　　那时的一汽正在建设中，没有宿舍，没有办公室。刘经传等人都住在日本人走后留下来的一些小平房里。据他回忆，那时条件真是艰苦。房子虽然是砖房，但没有地板，土地很潮湿，箱子放在地上都会发霉，晚上根本睡不好觉，容易得病。设计处的工作十分紧张，晚上累了，大家就把办公室桌子一拼就躺下。那时的绿园晚上不敢一个人走，远远地能听到狼叫。当时，一汽内部都是从全国过来支援的老干部，他们对汽车制造并不是很懂。所以，刘经传等人的到来备受欢迎。于是，刘经传一边给大家讲苏联的组织结构、组织分工、工作程序以及管理工作等课程，一边翻译带回来的组织设计文件。

　　1955年苏联专家过来援建。设计处来了一位专家，叫费思达，是卡车总设计师。一汽对苏联专家非常尊重，他们的话就像圣旨一样，还派专人负责每个专家的工作。刘经传则被指定为费思达的工作人员，相当于现在的助手。

　　这时设计处搬到了新的办公点——老皇宫，即溥仪曾经的行宫。这个地方更偏僻，老皇宫里有个小四方带天井的地方，就成为设计处的办公室。为保卫很多当时被视为绝密的设计图纸，大家夜里分批出来巡逻。

　　“苏联专家专门有间办公室，最初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后来才知道在溥仪登基的地方。睡觉前分配房间我们抽签，我抽到的是婉容寝室里的小套间，约五六平方米。”刘经传告诉记者，那个时候，虽然生活条件很艰苦，但没有人在意，大家一心只想搞好汽车设计工作，生活上的事情从来不去想。

　　试制“东风”

　　50年前的5月12日上午，经历了重重坎坷后，第一辆“东风”轿车终于装配完毕，车上的发动机一次发动成功，大家都兴奋不已。不过，变速箱的操纵机构由于连接太多，容易“乱挡”，因为对操纵机构及故障比较熟悉，所以在汽车起步时，要刘经传在车上“保驾”，于是，他便有幸成为这辆车的第一个乘客。时任一汽设计处底盘设计科科长的刘经传在1958年主要负责“东风”轿车底盘设计工作，是后来的一汽轿车厂副厂长。同时，他也成为“红旗”轿车底盘设计生产者之一。

　　回忆起当年试制“东风”和“红旗”轿车的情景，刘老告诉记者，一汽生产轿车简直可以用艰难困阻重重来形容，但那时一汽的员工们充满了激情，这足以可以战胜一切困难。红旗轿车是在战斗热情中降生的。

　　在一汽建成后，一汽人具备了制造卡车的能力。但是大家并没有以此为满足，1957年年初，一机部黄敬部长到一汽来视察，提出了一汽能否做轿车的想法。设计处的领导和几个专家提出，要做轿车的话，还有三个困难，一是没样车，二是没技术人才，三是生产面积不够。

　　黄敬部长听后，告诉一汽员工，样车不是问题，但是技术人才都集中在一汽了，要自己解决，场地不够的话，就加盖厂房。就这样，三个原本不足的条件在1957年8月陆续迎刃而解。样车找到了六七台，包括周总理等国家领导的用车。于是，一汽人就这样做起了轿车。当时，轿车厂里确定了一个方针，就是仿造为主，自主设计。

　　当时的孟少农副总工程师具体领导设计部门开展轿车的设计工作，他首先确定了产品设计方案，发动机和底盘仿造“奔驰-190”，车身结构仿造“西姆卡”，汽车外形和内饰则在“西姆卡”的基础上做些改变。

　　“记得正在患病住院的孟总曾亲自为汽车外形绘制‘构想图’。最后从几个方案中选定了至今仍保存着的第一辆‘东风’的外型方案，车头上的标志是一个象征中华民族的龙。” 刘经传老人回忆，“东风”的外型设计参考了孟少农所构想的很多元素。在试制“东风”轿车时期，设计人员都以能参与我国第一辆轿车的设计而感到自豪，工作热情十分高昂。大家主动加班加点，工程大楼三楼的设计室连续几个月到深夜里仍是一片灯火辉煌。

　　在这样高涨的生产热情和快节奏中，图纸很快陆续出全了，于是全厂开始试制各个零部件。其中主要是两个车间，现在叫做分厂，一个是工具车间，另外一个是机电车间。

　　1958年，全国出现了“跃进”的形势。一汽也提出“三结合”的做法，要以“跃进”的速度提前出车，这更加速了试制工作进程，大家开始夜以继日地加班工作。

　　“零件加工采用了接力赛的方式，口号是‘零件不落地’，我带领底盘设计人员将铺盖搬进工厂，在机电车间生活间二楼办公室打地铺，吃在工厂，睡在工厂，和工人一起不分昼夜地干活。”

　　刘经传等人在车间里既做设计人员的工作，又帮助工艺员、调度员、检查员等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有时还拿起工具干一些简单的钻眼、攻丝、倒角、打毛刺等工序，或修改一些不好用的或不合格的零件。

　　“车间内永远是热火朝天的，异常繁忙。做完一个零件，就加上一个标签，放在一张木板钉成的长桌上，设计科按明细表查点，缺哪一个零件，就去催哪一个零件。哪一个总成的零件齐全了就装哪一个总成。”

　　4月末，没有等全部零件和总成到齐，就开始汽车总装。装配中，有时缺一些垫片、支架等简单的小零件，不等加工车间制造，刘经传等人就自己动手做。终于，在5月12日上午，第一辆“东风”装配完毕。当汽车缓慢驶出试制车间大门时，道路两旁已经站满了人群，欢呼和鼓掌持续了很久，我国第一辆轿车终于诞生了。刘经传等人将“东风”轿车从二号门开进，在厂里绕了一圈，把车开回试制车间，算是完成了它的处女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