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龙”选址

　　中法合作生产“雪铁龙”轿车，但厂址定在哪里呢？1988年二汽和法国还在谈判的时候，我就开始了选址。60年代，二汽选址选在山沟里，我是很不愿意的，但当年的政治背景谁能违抗？现在再选址，我是决不能再选在经济不发达、交通闭塞的地方了。二汽的选址引起了全国各个省的高度关注，二次二汽30万辆的轿车项目基本上是国家投资，放到哪里都会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极大的推动力，于是出现了大家都来争这个项目的局面。全国12个省来抢，12个省的省委省政府领导带队来二汽找陈清泰，陈清泰在这12个省中筛选了3个省，即江苏、湖南、湖北，然后上报国务院。李鹏同志专门把我找去谈这个问题，他说“老陈啊，这个问题很重要，你得亲自去选址。”

　　30万辆轿车生产厂，只要划定省份，具体厂址我可以定，但定在哪个省，这么大的事，我可做不了主。于是我请示李鹏：“这3个省你看定在哪里？你给我交个底，然后我再选。”李鹏的回答也很有意思：“选一个交通发达、位于中国中心地带的省。”我一听就明白了，于是就带队出发了。

　　首先到湖南。湖南省提出在岳阳建厂，省委书记熊清泉、省长陈邦柱等省里的要员都来了。我在岳阳看完后，没有表态。熊清泉很精明，他一看湖南可能要落选，立刻找到了帅孟奇。帅孟奇可是不得了的人物，中国革命的元老，我们都叫她“帅妈妈”，我1951年回国后，她就代表中组部管理我们，她在我们面前说话可是有权威的，尽管现在她早已退休，但我仍是很尊敬她的。我一回北京，她就把我找了去。她家就在中组部后面的一个四合院里，我去了一看，熊清泉也在座，心里就明白了。孟帅奇对我说：“祖涛啊，你可知道，我们湖南出了多少中央领导，从主席到少奇同志那可是数也数不清。但他们都面向全国，没有给我们湖南任何项目，所以我们湖南经济落后了，这回这个项目，你可得照顾湖南哪。”

　　我当时比较为难，因为走时专门请示了李鹏同志，他也有了原则意见，我总不能违背总理的意见哪。于是我说：“帅妈妈，您老的话我当然要听。但我这次也是受命来选址，这次只看了湖南，还有几个省没有看，怎么能定呢？您的话我记住了，等我看完了其它几个省后，再综合考虑。”帅妈妈到底是老革命，见我说得有理，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第二站是江苏。江苏想把这个项目争取来放到镇江。在江苏，也遇到了难题，江苏的两个副省长曾经和我一起在大连学习过，他们一见我就说：“老同学，这次你可要照顾我们江苏，这个项目无论如何要放在我们江苏。”各地领导对于项目的热情让我感动，但项目只有一个，总要择优而行，更何况有前面所说的原因，无奈之下，我也是拿出“看完了才能定”的挡箭牌才过关。

　　第三站到了湖北武汉。按照出门时李鹏同志的交代，我认为任务很容易完成了。因为武汉地处中国的中部，是著名的经济、文化、商业城市，基础条件确实很好。首先是交通状况非常好。武汉自古就是“九省通衢”的水陆码头，波涛滚滚的万里长江西起重庆，顺流而下，经过武汉在上海汇入东海，连起中国大、中、小近百座城市，形成著名的长江经济带；京广铁路于长江在地理位置上形成十字交叉，从南到北连接起首都北京和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将要建设的高速公路网连接湖北周围的湖南、江苏、安徽、河南和湖北省内的黄石、宜昌；航空更是四通八达。这种交通条件确实是首屈一指，完全能够满足大规模工业生产建设所需的物流要求。其次是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武汉有武钢、武锅、武船、武重等一大批中国重要的大型骨干企业和一批新兴的高科技企业，已建成的葛洲坝和将要建设的长江三峡电站能够保证生产建设时的电力的需求。第三是选点的地理条件好。轿车厂的位置初步定在武汉的西边，那里地势开阔平坦，便于现代化大型企业组团布置，地质条件也很不错。有了这些有利的条件，我的心情本来应该是非常轻松的，哪知情况远比我想像的复杂。

　　从汽车工业建设的规律来考虑，我是要求把整车总装和主要的总成生产斗方到一起，但到了那里才发现市长赵宝江和省委书记关广富的意见不一致。赵宝江和我很熟，他在武汉搞了飞机场、长江二桥等几个大项目，我和我哥都为此帮忙做过工作。谈到轿车这个项目，我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但省委书记关广富的看法却不同。我和关广富在武汉东湖边风景如画的梅园宾馆见面，在座的除了赵宝江外，还有湖北省委、省政府的其他好几位负责人，足以说明他们对30万辆轿车项目的重视。寒暄了几句后，我们的谈话进入主题。在谈到生产布局时，关广富提出发动机和总装要分开，发动机放在襄樊，总装放在武汉。这里有个情况要说明，武汉是计划单列市，它的很多指标都是直接对中央的，如果发动机和总装都放在武汉，那就等于湖北没有完全得到这个项目。他之所以要这样提出来，也是考虑到二汽也不会反对这个意见，因为二汽在湖北，属于湖北省管理，是他的下属，下级要服从上级。同时放在襄樊的目的是要带动湖北西部的汽车工业发展，构建他的从十堰经襄樊、随州到武汉的“汽车走廊”。他的这个意见明显是过多地考虑了行政体制之间的利益而没有考虑汽车生产的规律和管理上的方便。我告诉他，30万台发动机放在襄樊有三个问题：一是生产上不便于管理；二是运输距离过远，增加成本；三是运输不方便，30万台发动机每年有几百万吨的物流，怎么解决？关广富的意见是30万台发动机通过汉江来运输。我说，当年建二汽时就考虑过利用汉江来运输，但汉江丰水和枯水之间水位差别很大，不利于稳定的运输，将直接影响生产的稳定。更何况，汉江滩浅礁多，60年代我在二汽选址时就亲自从丹江坐船沿汉江而下，对汉江的运输环境有直接的了解。若要将其作为重要的物流通道，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航道整治，工程量太大而且受上游来水的限制。我耐心地从现代化大企业的生产、管理所必须的环境、条件来说明总装和发动机必须在一起统一布置，但关广富仍然坚持发动机放在襄樊，不听我们的一件，我对此很不理解。

　　谈话时，赵宝江也在场，由于有行政利益之争，再加上关广富的意见代表湖北省委，所以他一言不发。对关广富的意见我是很不满意的，但出来时李鹏同志已有意见，同时我也要尊重地方党委的意见，结果这件事又成了我的一大遗憾。

　　虽然去掉了一个发动机，但总装放在武汉，也算是不错的。经过踏勘，我决定总装放在汉阳的沌口。这里离武汉市区十几公里，是武汉的近郊，有利于职工的生活；紧靠长江和武汉到襄樊、十堰的国道，交通运输十分方便；地形开阔平坦，便于厂房建设；用电用水也都很方便。选址选好后，大家一致认可。这了又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沌口属于武汉市蔡甸区，以前又叫汉阳县，要建厂，就要占地，要占地，就得补偿，在中国这已经成了经济建设中一个令人头疼的事。一方漫天要价，一方就地还钱，扯皮拉筋，劳神费力，直接影响建设的进度。武汉也一样，而且这里的层次更高。汉阳的书记叫李育炬，县长叫王远昌，他们舍不得这块地，总认为这里是紧挨着市区，将来升值潜力大，是一块风水宝地，于是他们亲自出面来要补偿。这里是我的老家，他们就直接找到我，要我帮他们说话。我也明白，“好哭的孩子多吃奶”，叫得凶，目的不外是多要些补偿，我当然尽力说服他们。其实他们不明白，将来这里建成后，将会带来多少收益，仅服务业这一块，对于以种地为生的农民来讲，就会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最终说服了他们。赵宝江和武汉市政府秘书长任德亮的积极性非常高，中央还没有批下来，他们就开始着手大规模建设前的“三通一平”了。

　　三个省的选址完成了，但没有明确定下究竟在哪里。三个省都虎视眈眈，志在必得，不断地了解项目的进展情况，都在做有益于自己的工作。在这些工作中，我也是工作的重要对象。我明白，虽然建设对象有了，但我不能宣布，这要由国务院来宣布。我向李鹏同志汇报了选址结果和各省的反应，李鹏同志说：“这样吧，你把他们都请到北京来，到北京来开会解决。”

　　在1988年年底，这三个省的领导都来到北京京西宾馆。会议由邹家华主持。在会说，三个省各讲各的，互不相让，都希望得到这个项目。三家讲完了后，该我来谈选址的意见了，这时我才正式地拿出我的意见：“根据各方面的条件，武汉最为合适。”最后，李鹏同志一槌定音：“30万轿车项目定在武汉。”

　　这样，二汽30万辆轿车项目选址才尘埃落定。可是地址定下来后，与法国的合作却因为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法国售台武器等问题一推再推，直到1993年才举行奠基典礼。

　　奠基典礼在武汉举行，作为二汽的老领导、中汽公司前负责人、神龙公司选址负责人，我是二汽邀请的奠基典礼的嘉宾之一。在典礼活动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当时二汽的厂长马跃向法国代表介绍我说：“陈祖涛是我们东风汽车公司的老领导，也是我们神龙公司的老领导。”那个法国人看我是个满头白发的老者，他的讲话也很有意思，他说：“哦，那他是我们神龙公司的父亲。”翻译把他的话翻译出来后，惹得满场哄堂大笑。

　　神龙公司是中国三大轿车基地建设起步最晚的一个，至此，中国三个大的轿车基地初具雏形。

　　除了上面谈的三大轿车基地外，我国当时还有三个规模较小，但也有一定能力的轿车基地，即北京、天津、广州，也就是汽车业界和社会上广泛流传的“三小。其实汽车工业“三大”“三小”的提法是不太科学的，汽车生产各有所重，而且事物都是发展的，这种人为的大小划分，对企业的社会影响和将来的发展在很多方面都起到阻碍作用。第一个出来说话的是李岚清同志，他认为，汽车厂的发展有先有后，投资有国家有地方，大小之分，不利于创造企业健康发展的舆论环境，不要人为地划地为牢。我是非常赞成他的这番话的，汽车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也说明，大小的提法不符合实际情况，看看现在的北京、天津、广州的轿车工业，谁还敢说他们小？ (节选自陈祖涛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