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荣钧

“桑塔纳的成功就是国产化的成功。”这是历史的定论。于是，国产化这个词也就成了一个特定年代的专属名词。它意味着突破、目标、成功。

当上海大众公司原总经理王荣钧在回忆起国产化这些往事时，依然就像昨天，历历在目，难以忘怀。这是一个人与一段历史无法割舍的情感，他见证和亲历了一个产业的艰难与雄起。

　　“桑塔纳的成功就是国产化的成功。”

　　这是历史的定论。于是，国产化这个词也就成了一个特定年代的专属名词。它意味着突破、目标、成功。

　　当上海大众公司原总经理王荣钧在回忆起国产化这些往事时，依然就像昨天，历历在目，难以忘怀。这是一个人与一段历史无法割舍的情感，他见证和亲历了一个产业的艰难与雄起。

　　江泽民到北京要人才

　　1986年“两会”期间，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在北京找到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总经理陈祖涛。请他推荐几位汽车专家参加上海大众建设。江泽民说，上海大众现在刚起步，急需懂汽车管理和专业方面的人才。事隔22年后，陈祖涛对我说，当时我就推荐了王荣钧。江泽民说，“好，我认识，他在一汽干过。”不久，江泽民就邀请由中汽总公司推荐的汽车专家到上汽(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考察，熟悉情况，其中就有首先选的王荣钧。

　　“我为什么要推荐王荣钧？”年已82岁的陈祖涛说，王荣钧很能干，在一汽、二汽都干过，对汽车工业熟悉，又在地方担当过领导，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干部。

　　2008年3月29日，我在中国轻卡50年的高端峰会上见到了陈祖涛，在求证这些历史细节时，陈祖涛补充说，当时上海大众处于起步的创业阶段，非常艰难，其中最困难的就是桑塔纳轿车的国产化，它关系到上海大众项目的成败。“请王荣钧去上海大众当总经理是个合适的人选。”老先生加重语气说，他懂汽车，知识全面。

　　对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上海来说，当时有石化、飞机、汽车三大项目同时要上。最后上海还是把重点放在了正在起步的汽车项目上。今天看来，此决策是正确的。干过汽车的江泽民知道，干上海大众这个项目若没有参与过像一汽、二汽这样大工业建设的人是很难胜任关键岗位，人才是建设上海大众关键之关键。他说过，“上海有工业基础，但缺汽车人才。”当时负责人才招聘的上汽党委副书记刘雅琴回忆说，建设上海大众从全国和本市选调了一批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相继到上海大众工作。“我记得江泽民在市委常委会上说，有些同志是我推荐的，但请大家把关，发表意见。”建设上海大众成了当年上海重要的一项工程。

　　上海大众完全是靠自筹资金建设的地方项目。但是，它受到上至中央和全国，下至地方和行业的高度关注。王荣钧决定来上海时，意识到了此项目的重要性。他说，“1954年我22岁时到长春参加一汽建设，后又参与了二汽的建设，我深知上海大众项目对中国汽车工业的重要性。”

　　来上海大众之前，王荣钧是湖北省机械设备成套局局长。当时机械部和省里都看中了他，仕途的选择余地很大，但他还是选择了汽车。他说，我喜欢汽车，有汽车情结。

　　在了解到上海汽车工业的现状后，王荣钧坦言，当时的上海在汽车生产方面不能与一汽和二汽比，差距悬殊。但他说，毕竟我们以前是干卡车的，对干轿车还是很陌生。这对于我来说，很有吸引力。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上海当时上上海大众项目有很大的风险，不说在建设上不可能与建设一汽、二汽那样大的投入比，就是在消化吸收技术上就有很多难关要闯。当时很多人对王荣钧同意来上海为他担心，说他是在“上刀山，下火海”。刘雅琴说，事实证明，上汽集团引进的王荣钧等同志确实优秀，他们放弃原单位优厚的待遇、宽敞的住房，临时居住在武康路上汽办公大楼地下室的招待所里。当时上汽的处境还困难重重，但他们迎着困难上，艰苦创业，为上海大众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提起刚来上海的困难，王荣钧说，我不怕吃苦，早有思想准备。生活上的困难算不了什么，倒是面对现代化的轿车技术感到很陌生，说实话，当时谁都没有接触过，需要学习和了解。像ABS(防抱死)之类的新技术，听都没有听到过。王荣钧当时除了忙于上海大众的工厂建设外，还有桑车的国产化。困难不仅多，压力也很大。因为上海大众的建设不同于全新工厂的建设，它是在原上海汽车厂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扩建。迄今为止，在上海大众一厂的老厂房里还能看到老厂房的痕迹。

撰稿者颜光明简介：

    1956年生于上海，198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先后从事过技术、杂志及报纸工作。

　　从1985年开始就与汽车行业接触并从事新闻写作。先后对一些汽车重大事件作过深度报道，长期关注汽车行业的发展变化，并参与了一些软课题的研究。现就职于上海汽车报，从事汽车新闻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