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范文清文/图

　　解放前，他曾是一家私营客运企业的厂长，月薪200块大洋，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建国初期，他亲身感受到新中国第一辆客车带给全国人民的兴奋之情。文革中，他被打成右派，挫折面前仍对客车痴心不改。改革开放后，他为国产客车的技术进步无私奉献。

　　他叫薛大钧，一位面容清癯、神态安详的老人，笑称自己才88.5岁。谈到客车，他两眼放光、声音洪亮，热爱之情溢于言表。

　　子承父业自学成才

　　薛大钧有5个兄弟，父亲在解放前创办了一家公路客运企业，生意最红火时拥有约30辆客车。他对记者说：“当时，二弟在闹革命，三弟一心想当老师，四弟在音乐方面很有天赋，五弟对航天飞机感兴趣。我是长子，只能子承父业，进入客车领域。”

　　薛大钧当时在上海一所大学读水产专业。为了学习客车知识，他购买了大量相关书籍，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去工厂请教工人。当时，中国还没有普及电灯，薛大钧就在煤油灯的陪伴下，自学了大量中、外文客车资料，也渐渐喜欢上了客车。

　　那时，中国懂客车技术的人很少。薛大钧家购进奔驰柴油客车后，不知道柴油客车要先放空气才能使用，车抛锚了也找不出原因，只能专门请上海的经销商派人来修。薛大钧回忆说：“人家来了把空气一放，车子立马就可以开了。当时我就觉得，一定要把技术学好，这样才能经营客车。”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支援委员会在贵阳标卖十几辆曾用于军事物资运输的柴油卡车。由于很少有人会修柴油车，薛大钧家成为惟一的投标方。最终，他们以极低的价格购得这批车，改装成客车后，使企业实力壮大了许多。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批车也成为他人生挫折的祸源。

　　 挫折面前痴心不改

　　解放后，在公私合营的浪潮下，薛大钧进入重庆客车厂（重庆恒通客车有限公司前身），以技术工人的身份继续从事他热爱的客车事业。

　　“1957年，上海生产出第一辆国产客车的消息传来，举国振奋。在这一消息的鼓舞下，我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客车的设计、生产工作中。当时，客车方向盘又大又沉，女司机转不动，我们就想办法减轻方向盘的重量。大跃进时期，我们生产出有300个座位的铰接式公交车，取名‘巨龙号’，为国庆节献礼。”薛大钧回忆道。

　　“文革”开始后，薛大钧因为曾经购买国民党的物资运输车，被扣上“右派”的帽子。每天，他都要戴着“我是右派”的牌子，搬着小板凳坐在厂门口，在一个小桌子上写检查。

　　“1951年，我因为中标国民党的车被人告到公安局，坐了监狱。监狱里三教九流都有。那段日子我都挺过来了，所以文革时期，我的内心很平静，一边写检查，一边学习有关客车的知识。我觉得，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很幸福了。大家搞革命，我搞技术，心情也很愉快。”薛大钧笑着对记者说。

　　平反之后 全身投入

　　“文革”结束后，薛大钧重新得到重用，成了厂里的大忙人。他经常被派到全国各地学习考察，回来之后，就和同事一起搞设计改装。

　　这期间，薛大钧参与了重客三型、四型、五型铰接式客车的研制工作，简化了引进的匈牙利伊卡露斯客车的复杂结构。

　　他非常愿意提拔热爱客车事业、喜欢钻研的年轻人，定期为大家介绍最新客车技术。大家有什么问题向他请教，他也毫无保留。

　　到了退休年龄，厂长对薛大钧说：“不行，不行，你不能退，再干一段时间吧。”65岁那年，薛大钧笑着对厂长说：“如果再不放我走，您就该犯错误了。”

　　退休后，薛大钧仍然经常阅读与客车相关的报刊书籍，看到有用的资料就剪下来收藏。他也是《中国汽车报》的老订户。“技术上的东西不关心不行，会落后的。虽然退休很长时间了，但是看到新的客车技术，我还会学习，并写一些相关文章。”他说。

　　干了一辈子客车，因它辉煌过，因它挫折过。回忆起自己与客车60余年的情缘，薛大钧感到非常幸福。他说：“能一辈子从事自己喜欢、热爱的事，我感到很幸运也很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