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1987年，饶斌看了一汽为上轻轿正在建设中的二厂区工地后，曾笑着对时任一汽厂长的耿昭杰说：“1953年，一汽破土动工时，庞大的工地几乎占了长春市一半的面积，当时的长春人戏称我为‘饶半天’。今天，你又搞起了这么大的新厂区，你现在也可以叫‘耿半天’了。”

　　这是几天前，耿昭杰在上海对记者和几位老朋友回忆当年时说起的一件事。他敬重地称饶斌为“中国汽车之父”。看得出来，能得到饶斌的一句“耿半天”玩笑，他很开心。

　　耿昭杰于1954年从哈工大毕业来到一汽，也是本报“寻访50年前的汽车人”中的一位。

　　2003年“7·15”的前夕，汽车业内到处弥漫着浓浓的怀旧氛围。本来不打算接受采访的耿昭杰此时此刻也是思绪万千，炯炯的目光中浸透着沉甸甸的感情，不由地回忆起一位又一位老领导、老朋友、老师傅……直到夜深。

　　他真诚地说：“一汽是知识的海洋、人才的海洋。面对这样一个大海洋，自己实在太渺小了！”

　　“我不是一汽上轻轿的首创者。”

　　记者在侧面采访时，听到人们说，耿昭杰堪称战略型的企业家，突出体现在他领导一汽不遗余力上轻轿方面。

　　耿昭杰一句话就给否了：“造轿车是谁最早提出来的？”

　　“是毛主席吧？”记者回答。

　　“对！”耿昭杰挥动着右手，微笑着说。

　　那是1956年，一汽刚刚投产后，毛泽东主席在一次会上说：我们过去不会造汽车，现在会了；过去不会造飞机，现在也会了；什么时候再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轿车去开会就好了。当时在场的一机部部长黄敬听在耳中，记在心上。他于会后不久来到一汽，找到吴敬业、刘柄南、史汝楫等设计处的专家，研究、部署造轿车的事，之后还找了正生病的一汽副总工程师孟少农。问他们有什么要求？主要需要样车。黄敬回北京后，很快就将两辆样车运到了长春。

　　这样，一汽于1958年造出了第一辆轿车———“东风”，并于同年送到了中南海。之后，一汽掀起了“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的热潮。

　　耿昭杰感慨道：“一汽早就有了造轿车的绿卡。没想到，30年后，一汽为上轻轿还要重新申请绿卡。”

　　耿昭杰主持上轻轿是一汽的第三次创业，是真正大批量地干轿车了。这时需要国家批准，那真是一家一家政府部门地去游说，有时还要在领导家里一等就等到半夜。一次，在长春南湖宾馆的会议室里，十分关心一汽发展的李鹏、邹家华等国家领导人正在听取耿昭杰的汇报。为了使领导们看得更清楚，耿昭杰将图纸摊在地上，一条腿跪在地上，讲解着一汽发展轿车的规划设想。像这样的汇报，至少要有四五十场。

　　“一汽上轻轿是几代人的心愿，几任厂长都为之奋斗过。我的前任徐元存书记、黄兆銮厂长曾经把上轿车列入到一汽的“七五”发展计划中。我只是在他们的基础上接着做。”耿昭杰谈道。

　　又得说到饶斌了，1987年是这位一汽的第一任厂长最后一次来到一汽，由耿昭杰等人陪着在长春飞机场跑道上试车。饶斌不顾70高龄和身患心脏病，戴着头盔，亲身试验一款当时准备引进的轿车。在那一次，饶斌说了广为流传的话语：“一汽第一次创业是我带着你们干的；第二次创业是我支持你们干的；第三次创业我干不动了，我要趴在地上，当一座桥梁，让你们从我身上跨过去。”

　　“换型改造的发端来源于一汽的‘明治维新’”

　　业内都知道，一汽的换型改造是在耿昭杰手上完成的。他说：“换型改造是刘守华(一汽第三任厂长)、李刚(一汽第四任厂长)、徐元存、黄兆銮等人规划干起来的。

　　“一汽是开放的，善于与国际合作，历史上的三次重大进步都是向国外学习的结果。第一次是学前苏联；第二次是学日本汽车业；第三次是学西方、尤其是德国大众。”

　　1978年5月，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一汽就派出了由刘守华、李刚亲自带队、包括领导班子全体成员的20人的实习团，前往日本四大汽车公司考察、学习了半年。所谓汽车业是最早开放的行业，就是从那时算起。一学才发现，一汽于20世纪50年代创造的建厂奇迹落后了，才懂得了产品开发、市场导向、全面质量管理、看板生产、在制品向零挑战等新观念。

　　学习回来后，领导班子给全厂做报告，连原二汽等外单位也派人来听。当时担任一汽铸造厂领导的耿昭杰听得茅塞顿开，明白过去的许多思路都陈旧了。他说：“没有那样一次‘明治维新’，就不会有一汽后来的科学管理和思想解放，也不会有决定一汽生死的换型改造。历史是公正的，不应把功劳都记在我一个人身上。”

　　说到这里，耿昭杰十分感谢他在一汽的老师之一———李刚。1981年，李刚代表党组织找到耿昭杰，要把他从铸造厂调任总厂副厂长兼长春汽研所所长。耿昭杰并不懂产品，李刚坚决动员他，说：“马上要进行换型改造了，要搞产品开发，汽研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岗位。你能把铸造厂搞好，也一定能把汽研所搞好。”

　　于是，耿昭杰顾不得组织上派人带领，就一个人来到汽研所。当时，汽研所班子正在他们的圆柱大厅开会，他径直走进去自我介绍道：“我是总厂新调来的所长。”就算报到了。从此，耿昭杰结交了一批技术专家如田其铸、冯建全等做自己的老师，踏踏实实地学习产品技术，开始了为换型改造进行产品开发和准备的工作。现在一说起那些老专家的业务、性格和逸事，他都如数家珍。

　　耿昭杰一直保留着当汽研所所长时李刚送给自己的一本关于活塞环技术的书籍。他对李刚的评价是：“他只对科学负责，具有知识分子的良心，十分可敬。”

　　“如果说我有一点人格魅力，是向赵学义学的。”

　　有人说，耿昭杰退休后还被许多人想着，已经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水平高，纯粹是为了他的人格魅力。但他说：“极具人格魅力的人是一汽的老党委书记赵学义。”

　　赵学义曾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湖北孝感地委副书记，于1963年调任一汽党委副书记、书记。他的高尚人格主要在于爱工厂、爱工人。他与工人一起吃食堂，常常住在办公室，回家坐“磨电”(当时长春的一种有轨电车)。耿昭杰在总厂机关工作时经常跟在他身边，所见所闻赵书记的言行，十分钦佩。

　　1971年，在“文革”中遭受批判的赵学义被“解放”了，他恢复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选个最苦的地方———铸造厂去蹲点，解决“瓶子口”问题。需要找个人随同去，谁呢？他找到了耿昭杰。理由是：耿昭杰肯吃苦；了解赵学义的工作方式。谁知道，耿昭杰在铸造厂一干就是10年，由党委副书记到正书记。

　　这中间，赵学义曾与耿昭杰谈过话，告诉他：“总厂准备提拔你为总厂级干部，但上级可能批、也可能不批。把这件事告诉你没关系，知道你不会计较这个。如果不批，你就在这儿好好干吧。”后来，确实没有批准。

　　但耿昭杰却由此受益，他说：“我原来就是个知识分子，到了铸造厂，才有了基层的经验，有了对工人深厚的感情，所受到的教育比在哪里都多，这一切我得感谢赵书记。一汽有很多人是我的老师。赵书记教我先做人，后做官。”

　　1979年，赵学义去世。以后每年的春节，耿昭杰都要去赵学义家里看望他的夫人和孩子，帮助孩子们安排工作，他只能为赵书记做这一点事了。

　　但他把赵书记的精神延续了下来。铸造厂号称一汽的“铁军”，过去常常大年三十加班，要干到初一，耿昭杰与工人们在一起。他平时与工人一起吃午饭，在烧红的铁块上用饭盒煮白菜、土豆，直到今天都觉得：“可香了。”

　　去年，耿昭杰在大连柴油机厂遇到一位过去在一汽铸造厂当班组长的师傅，告诉耿昭杰：“铸造厂的职工很想您，有的老职工退休前的愿望就是，希望耿厂长回到铸造厂，跟大家吃顿饭，讲几句话。”

　　耿昭杰欣慰地笑了：“那时，真是与工人们融为一体了。直到后来当厂长，我一遇到困难就要到工人中间走一走，立刻就有劲头了。”

　　“我当厂长主要占了年龄的便宜”

　　在铸造厂和汽研所这两项经历，是耿昭杰的宝贵财富，决定了他以后顺利走上一把手岗位。不过，他自己却轻描淡写地说：“当上厂长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因为我的年龄正好，49岁，当时刚刚提出年轻化。”

　　1985年春天，正在二汽参加两厂友谊振兴活动的耿昭杰突然接到厂里电话，要他赶快回去。回到家的当晚，中组部派人跟他谈话，告诉他，组织上已经在厂里做了民意测验，决定任命他为总厂厂长。

　　在一次述职会上，耿昭杰这样说道：“我当的是第六任厂长，就像接力赛跑到了第六个100米，我要不顾一切地拿着接力棒往前跑，总成绩是六棒加在一起。”

　　他由衷地表示：“论资历、水平和能力，班子里比我强的人多了。像总工程师韩玉麟，品行好、知识渊博、极其谦虚。我们几次要为他申报中国工程院院士，都被他拒绝了。我把韩玉磷和身边的人当老师，经常请教他们。”

　　1992年，一汽改为公司制，耿昭杰担任董事长、总经理，后又兼任党委书记，前后在一汽的帅位上干了14年。

　　1998年秋，一天，耿昭杰在轿车股份公司与基层同志研究小红旗的定位和服务等各种事宜，忙了一下午，又赶回办公室处理文件。谁料到，当天晚上，他突发脑出血，事前似乎没有什么征兆。病好后，由于出血点正好压迫的是行动方面的神经，身体左侧行动不便。当时，他是63岁。

　　令人唏嘘的是，刚病倒的时候，他还想着很快会好，拼命配合医生。多少事情没来得及做呀。渐渐地，他明白自己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了。

　　“史坚所做的报告影响了我几十年。”

　　在耿昭杰手下工作过的人告诉记者，耿总善于在困难时期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而耿昭杰说，他平生听到过一次最精彩的报告，才真正把自己的混乱思想澄清了。

　　那大约是1961年左右，刚刚经过大跃进的混乱，一汽开始清理、整顿，重新按照建厂初期的模式，调整工艺、完善制度。当时，一汽第二任厂长郭力发挥了重要作用，默默地整顿了三四年，把一汽重新带回到有序的道路上。

　　耿昭杰那时入党不久，在一汽第三次党代会上当选为党代表。参加党代会是在一汽的小俱乐部里，当时的党委副书记史坚坐在一张铺着简单桌布的长条桌后面，桌上放着几页纸，向大会做工作报告。耿昭杰听后如醍醐灌顶，感觉神清气爽。

　　史坚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讲了一系列辩证的关系，如冷和热、数量和质量、巩固和发展、破和立等。耿昭杰对其中的思想和观点至今记忆清晰、百嚼不厌。

　　多少年来，史坚在报告中的思想常被耿昭杰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着。他总结道，经过大跃进那一次折腾，一汽能够自己重新走上正轨，证明了一件事，一汽是一个犯了错误可以自我纠正的企业。这正是一汽的个性和魅力所在。

　　他最近常常思考，什么是一汽？什么是一汽人？为什么一汽能够屹立50年而不倒？他认为，一汽有自己对待困难的哲学。一汽人常常把困难看做机遇，越是市场冷的时候，企业内部的工作越会热起来，正是困难激发出了广大员工的智慧和力量，使企业孕育着新的创造和跨越。

　　“平生最难忘1986年”

　　“1986年发生的事太多了，特别是挑起了换型改造和上轻轿两件大事。而且，自己刚上任没多久，就担负起如此艰巨的两副担子。”耿昭杰兴奋地说。

　　他忘不了这一年的2月14日，一汽在1号门露天广场召开了盛大的换型改造动员大会。之前，总厂领导班子先召开会议，为是否垂直转产最后拍板。当时不少人有忧虑，是副厂长沈永言的一句话“置之死地而后生”，给了耿昭杰无比的勇气。他下了决心。但困难太大，要冒巨大的风险。怎样跟全厂职工说？直到动员大会开前，他仍在紧张地修改着讲话稿。

　　那天，北风呼啸，全场近两万多人鸦雀无声，连空气都凝结着悲壮。耿昭杰一边往会场中心走，一边还在酝酿着语言。没想到，他的讲话一下子把气氛鼓动起来。讲到最后，耿昭杰一句一句地挥手呼出了那一汽人熟悉的16个字：“愚公移山、背水一战、万无一失、务求必胜。”每呼一句，全场职工就跟着呼一句。耿昭杰冻得手都拿不住稿子了，但他的心与所有人一样，热烈得像在燃烧。

　　从此，一汽开始了世界汽车工业史上少有的单轨制垂直转产，即老产品停产后，几乎马上就投产新产品。

　　这年9月1日，在换型改造的决战时刻，一汽在早已征来的二厂区293公顷土地上，举行了以上轻轿为目标的开工典礼。

　　典礼仪式规模不大，一汽只请了一位高级领导———当时的吉林省长高德占。会场上组织了1千多名职工，人们满怀着希望培土、奠基，暗暗的喜悦洋溢在每个人的心头……

　　当谈到一汽今天的事业时，耿昭杰风趣地说：“现在这个接力棒传到了竺延风的手中。他们这几年干得不错。作为过来人总是希望，也相信，一汽这场无休止的接力赛会越跑越快、越跑越好！”(本报记者周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