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参观中国第一辆轿车时说：“我坐上我们自己的小汽车了。” 徐钟/摄

　　南方周末记者 徐 钟 发自长春

   “东风”乍起

　　中国第一辆轿车的诞生与毛泽东的一句话有关。

　　建国初期的几年，共和国领导人的座驾以及检阅车都是从苏联购买的吉斯轿车。1956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做《论十大关系》报告时对汽车工业开发国产轿车提出希望：“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轿车开会就好了。”

　　根据毛主席的讲话精神，一年后，一机部部长黄敬到“一汽”检查工作时，向厂里提出三个任务：载重车要改型；要搞越野车；要搞轿车。

　　一汽也提出三个条件：增加设计人员；增加设计部工作面积；要给样车。

　　曾在一汽集团当过副厂长、现今76岁的李中康，那一年在一汽做焊接工作，当他去苏联实习、把这个消息告诉苏联专家时，苏联专家摇头，“想做轿车？你们别那么快。”

　　当时解放卡车刚刚出厂，而轿车工艺难度比卡车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人们怀疑中国轿车自造能力并不奇怪。”李中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当时“大跃进”风声渐起，人定胜天的思想无可动摇。一机部随后正式给一汽厂下达了生产小轿车的任务，并提出了“越快越好”的要求。

　　1957年6月，朱德总司令将捷克送给他的一辆斯柯达轿车送到一汽作为参考样车。同年8月，又有苏联的“胜利”、法国“西姆卡”以及美国“福特赛飞”等样车先后运到长春。

　　时任一汽厂长的饶斌提出了轿车试制以“仿造为主，适当改造”的设计原则。通过比较，轿车设计方案定了基调：发动机和底盘仿造“奔驰-190”；车身结构仿造法国“西姆卡”；外型和内饰件则在西姆卡的基础上进行改造。

　　不出半年，中国首辆轿车的设计图纸和设计文件全部完工。1958年初，开始进入试制阶段。

　　在“大跃进”如火如荼的感召下，一汽员工已不满足原定的生产进度，1958年4月，厂里组成突击队，把轿车出厂时间由7月15日提前到5月12日，准备把这辆轿车作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献礼。

　　共和国第一辆轿车命名为“东风”，取自毛泽东主席当时最具民族自尊心和大国意愿的一句话：“东风压倒西风”。

　　第一辆东风轿车的第一个乘客叫刘经传，是后来的一汽的副厂长。当时是一汽底盘科科长，负责东风底盘设计工作。5月12日上午，第一辆东风终于装配完毕，车上的发动机一次发动成功，大家兴奋不已，但变速箱的操纵机构由于连接太多，容易“乱挡”，因为对操纵机构及故障比较熟悉，所以在汽车起步时，要刘经传在车上“保驾”，于是他有幸成为这辆车的第一个乘客。

　　国产CA-71东风牌小轿车为流线型车身，上部银灰色，下部紫红色，6座，车灯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宫灯造型，发动机罩前方有一条小金龙装饰，发动机最大功率514瓦(70马力)，最高时速可达128公里，耗油量为百公里9升左右。

　　东风诞生后一路报捷到北京。由于东风牌号是用汉语拼音拼写的，很多人看不懂，见车上有条装饰的金属飞龙，就叫这辆车为“金龙”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认为不好：“人家不认得还以为是外国车呢。”

　　在送给毛泽东报捷的前夜，送车的一汽员工在北京灯市口一家修车厂用毛体字的“东风”替换掉原来的拼音字母。

　　5月21日下午两点，毛泽东主席在会议休息时，来到后花园乘坐这辆小车转了两圈，当他听说这辆车时速可达128公里时，笑着说，“我还没坐过这么高速的车呢。”下车时又意味深长地感叹道：“我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汽车喽。”

　　23日，周恩来总理看车，他看得很仔细：让司机打开了发动机盖，他看了一眼说，这是抄奔驰的，“像发动机的气阀室罩，为什么不改一改？”他说，抄是可以的，但应抄得有技巧，关键技术抄，非关键技术可以改得让人看不出来。

　　东风在京期间受到英雄凯旋般欢迎，据一汽老员工回忆：“东风开过的地方，群众欢呼鼓掌，一路都是绿灯，可以直接开进中南海。”

　　但由于“东风”车型不大，并不适合首长们乘坐，所以，总共生产五六辆的东风轿车项目很快下马，给后来的红旗车让路了。

　　“红旗”出世

程正提供的照片，上图为克莱斯勒样车。

程正提供的照片，此为红旗设计图。东风轿车极大地鼓舞了当时的群众士气。（资料图片）

　　试制出来东风后，一汽设计部门准备仿照德国的“乌尼莫格”，试制一款万能农用车，这时传来北京汽车厂要试制高级轿车的消息，一汽员工坐不住了，“既然第一汽车厂试制了第一辆轿车，那么第一辆高级轿车也应出自第一汽车厂，决不能把这个第一让给别人。”

　　当时中国准备自己生产高级轿车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建国初期为中央领导配备的苏式吉斯、吉姆等轿车已经运行了将近10年，车况都不太好，而当时中苏关系渐行渐远，从长远看要更新车辆和供应备件已经不太可能。出路只有一条，走自力更生的路子，于是一汽全厂掀起了“乘东风、展红旗，生产高级轿车献给毛主席”的热潮。

　　第一辆红旗车的设计者程正老人今年79岁。2007年11月初的一天，独居在一汽工程师楼的程正接受记者采访时行动有些不便，他说自己：“不是太老，报销得太早。”

　　1958年6月30日的下午，正在车间做体力劳动的程正被叫到车身科开会。

　　车身科的大通舱房间坐满了人。这时一汽的副厂长、总工程师郭力，跟着其他几位厂级领导人进入会场，郭厂长很郑重地说：“上级决定由一汽立即设计并试制供国家级领导人用的高级轿车，对我们来讲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何况只给我们一个月时间，这事在国外也是办不到的，但是我们要下一条横心把它干出来。”

　　决定当晚，一汽从吉林工大借用一辆1956年生产的克莱斯勒高级轿车作样车。程正和其他4位汽车外型设计师每人画了两张车型设计图。两天后，10张“车稿”方案在设计处向群众公开展出，广泛征求意见，最终程正的方案中选。

　　“这个方案胜出，并不是绘画的技巧多么出色，而是因为它走自己的路，绝不赶时髦。”程正拿出当时作为参考的克莱斯勒帝国牌轿车图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与我们的效果图相比，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没有抄袭模仿之处。”

　　随即，一汽员工用“人海战术”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造车运动。

　　红旗轿车共有3488个零件，这些零件被排成一排，一汽员工像赶庙会一样前来认领。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加工的零件就签字拿走。一汽人步调一致，据一汽轿车老厂长范恒光回忆：“一汽数万人的群体像一个人一样行动。”

　　“我们忙得不可开交，甚至有些混乱，每天没有固定下班时间，这辆红旗的样车干了一个月零三天。”程正说。

　　红旗车身通体黑色，车头中央粘着一面用塑料做成的红旗。车前格栅采用中国特色的扇子造型，仍然保留东风车的宫灯式后灯，发动机罩前上方装饰有寓意“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车上装有V形八缸式顶置气门发动机，最大功率200马力，最高时速为185公里。

　　1958年8月2日下午，一汽两万余员工及家属云集在一汽共青团花园庆功会场，大家等待首辆红旗的到来，可好久不见踪影。大喇叭突然叫工艺设计处刘经传的名字，要他去试制车间。刘经传吓了一跳，以为液力变速器坏了。

　　到了车间一看，原来发动机马达齿轮太脆，汽车发动时打碎了，因此无法起动发动机，惟一方法是更换齿轮。负责人员只找到一个备用齿轮。

　　刘经传推测，这个新齿轮只能经受两次汽车发动，即当时起动一次，开到会场，开完会再把车开回来时再起动一次。“我叮嘱司机千万小心，点火要一次成功，起动后不得熄火。”这位东风轿车的第一位“乘客”说。车开出车间时，天已大黑，强烈的照明灯射向红旗车时，全场一片沸腾。最终刘经传担心的齿轮还算争气，红旗车顺利地回到试车车间。

　　“试制V-8型发动机的汽缸体非常困难，如同一项科学研究的试验一样，为了铸成合格的V-8型发动机缸体，我们在一百个铸件里，只能挑出三件合格品，再送去供机械加工。”刘经传说，“做出必要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

　　1958年9月19日，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来一汽考察时问饶斌，红旗比苏联产的吉姆车怎样，饶斌说，比吉姆高级。邓小平高兴地说：“你们可以多生产，油不够可以烧酒精，反正做酒精的红薯干有的是，只要不烧茅台就行。”引起在座的人哈哈大笑。

　　经过5轮修改后的红旗最终定型。1959年4月定型后的红旗被送往北京，当时对于红旗样车，毁誉参半。汽车局于5月开会，在热烈的争辩中，批准了红旗CA72型投产，并于当年国庆前，送京10辆作为首长用车，同时要求一汽制造两辆检阅车。

　　1959年是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一汽赶制的10辆正式产品送往北京。这些“红旗”到京后，正好北京汽车厂的“和平”轿车和上海汽车厂的“凤凰”轿车三个品种一起陈列在天安门广场前，受到来自全国的观众的赞许。

　　1960年，红旗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博览会上亮相，一名意大利的汽车设计专家看到红旗后评价：“聪明与狡猾”。

　　程正很为这个评价自豪：所谓“聪明”是指我们能够在当时条件下自己设计并制造出这样高级的轿车；而“狡猾”是指，他们看出我们的设计很多内容是从其他国家的名车上学习来的，但又说不出抄袭了谁。

　　而另一名意大利的汽车造型设计专家也夸奖红旗的造型设计是“东方艺术和汽车技术相结合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