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楚

　　在天气晴好的周日上午，北京外环线上都会有十几辆重型摩托车排队呼啸而过，那震耳的轰鸣声惹得众人侧目，一片惊叹。这群面戴头盔、全身皮革装备的骑手们，造型冷酷，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去春天的怀柔踏个青，去秋天的十渡看枫叶。“飞车党”的形象与这群人是格格不入的，摘下帽子，十有八九是个彬彬有礼的绅士。

　　他们大多在30至50岁左右，事业有成，有足够的“闲钱”来购买自己喜欢的休闲品。拿一辆基本款的哈雷摩托车来说，购置费用需要12万元左右，改装起码再砸进去10万元，再加上装备，大到上万元的夹克、头盔，小到千百元的打火机、钥匙扣……

　　这是场有梦想的人的游戏。“谁没有英雄梦，电影里施瓦辛格终结者的形象定格在那辆威武雄霸的摩托车上，让我久久不能忘却。”一辆哈雷戴纳的车主郭锋对于重型摩托的第一印象来自美国电影。

　　当切·格瓦拉骑着一辆破旧的诺顿300摩托车，穿行在南美的原始丛林，那本记录着诗与梦想的《摩托车日记》成为无数热血青年顶礼膜拜的“圣经”；当马龙·白兰度蹬上雷鸟650绝尘而去，或只是慵懒地倚在凯旋6T旁，带点邪气的嘴角一撇便倾倒众生；当30万哈雷车手自发在美国“阵亡战士纪念日”聚集华盛顿，用马达的轰鸣来表达对阵亡战士的敬意……重型摩托车，就不再是一堆庞大、冰冷没有生命的钢铁，它那坚强的身躯里流动着人类赋予的文化血液。

　　然而这血液基本可以说是美国基因的，掺杂着可口可乐和“大苹果”的味道。美国有一句谚语：“年轻时有辆哈雷·戴维森，年老时有辆凯迪拉克，则此生无憾了。” 诞生于美国西北部的哈雷·戴维森是重型摩托车的代名词。西部的蛮荒和辽阔对生存在那里的人们来说，意味着自由、粗犷、奔放、洒脱和狂放不羁，甚至带有浓郁的野性。身怀绝技、独来独往的西部牛仔们没有高贵的出身，凭着过人的胆识、精湛的枪法和骑术就可以在辽阔的天地间建功立业。牛仔文化彰显力量、个性、正义和激情，其精髓就是自由、平等、富有和进取。

　　尽管早在1923年，就有一条关于梁思成驾驶哈雷摩托车的消息被刊登在《晨报》上，当时距离哈雷在美国密尔沃基一个小木屋里的诞生不过20年，可时至今日也很难说“摩托车精神”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了。“开着摩托车比开汽车更能贴近自然。周末和车友们一道开到山里去，开累了停下来，吃点农家饭，喝点山里茶，这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若仅止步于此，它继承最多的可能只是对于中规中矩生活的偶尔叛逆和轻微出轨。似乎驾驶重型摩托的骑手们都代表着一种对原有程序化生活的反叛，也是对现有生活价值的一种否定。同时，征服了骑手们内心的还有重型摩托所代表的那种无拘无束的形象，包括那种追求在路上真正自由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