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车展

　　刚刚落下帷幕的2006年(第九届)北京国际车展上，来自二十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家中外企业参展，展出各种车辆556辆，其中全球首发车有10多辆，这些数字再次刷新纪录。2006年，中国的汽车市场延续着往年的红火与热闹。虽然全年的汽车销售量还有待最后统计，但不少业内人士都乐观地估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生产国，年销售量超过700万辆已经不是悬念。对老百姓来说，700万辆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数字，远不及市场上刚刚推出的新车型来得抢眼，也不如热闹的降价风来得实在。但这个数字，对于今天我们即将看到的几个被采访者来说，却有着特殊的含义，因为今天汽车业的红红火火与10年前相比，堪称冰火两重天。

图为车展

　　一、中国汽车——假如明天来临

　　张小虞，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副会长，汽车业的知名人物，从1958年清华大学汽车系毕业开始，他的工作一直没离开过汽车。1994年，刚刚回到机械工业部汽车司担任司长的张小虞，受命参与制定中国第一个汽车工业产业政策。而这份产业政策对于当时的汽车工业来说，有着非同一般的大背景。

图为张小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张小虞：“当时的汽车产业政策的出台，有三个大的背景。一个背景是中央已经明确，1992年中国要从计划经济逐步地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过渡。第二个背景，就是当时国家实行经济的宏观调控，要实行经济的软着陆，就是(由)过快过热的经济增长回到比较持续的健康的增长。第三个大的背景，我们那时候已经参加了关贸总协定谈判，已经意识到中国的经济要跟国际的产业逐步地融合。在这三个大的背景下面，针对汽车工业这种发展，国务院制定的第一个，就一个产业发展的政策，是从来没有过的，也是唯一的一个。”

　　在种种背景之下，要制定一份符合国家利益、行业利益的产业政策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作为当事人的张小虞，就在这期间和一批行业的专家、部门官员，以及汽车企业负责人住进了国务院西山招待所做专项讨论。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张小虞：“1994年春节上班的第一天，在国务院会议室，再一次听取各个部门和方方面面的意见。在那次会上有很多领导，包括当时的外经贸部的领导，也明确提出来，当时的1994年的汽车产业政策，和当时的关贸总协定，和正在酝酿中的WTO的一些总的意向有出入。但是李岚清同志明确地讲，我们就是要在我们没有加入到世贸组织，关贸总协定之前，制定一个既体现政府的行为，又能体现市场经济的发展，又能够有限地保护中国汽车工业的这样一个政策。 比如讲里面的很多的条款，关于不得以全套的CKD和SKD组装汽车，必须要实现外汇平衡，必须要实现国产化，如果不实现基本的国产化，不得生产汽车的规定。还有关于股比的规定。就规定汽车的整车、摩托车的整车，及发动机的项目，中方的股比不得低于50%，这些在当时就带有些争议的原则，中央坚持了，现在看来，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产业政策，使我们在没有加入到世贸组织的前准备期，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产业政策制定后，从1994年到1999年，连续五年中国汽车工业产能的增幅不到5%。

　　1999年，在一次汽车业的聚会上，国内的三大汽车巨头这样表达对未来的看法。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总经理竺延风：“你不可能老把自己关在一个局部的环境当中，你关一年行，关十年八年，你能永远关下去吗？与其关不住，不如早点开。”

　　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苗圩：“在这种压力下呢，我们如果不能够反思过去走过的路，只是埋头于眼前的情况，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上海汽车集团总公司总裁胡茂元：“从下个世纪的角度来讲，竞争跟联合还是并存的，应该联合起来，来提高竞争能力。”

　　当时的汽车企业，主要的工作就是调整企业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实现兼并重组，迎接即将到来的入世。就在这种大调整的过程中，不少汽车企业一度陷入了经营困境。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张小虞：“1998年1999年曾经是我们行业最困难的几年。1999年我印象很深，江主席到东风公司视察，看见到处都摆了卖不出去的汽车，东风公司那个时候，连工资都发不出去，我们当时机械工业部派苗圩到东风公司去当党委书记，他去的时候，他是1997年去，受命于危难之时，但是很快的，我们遵照中央的改革开放的政策，既又遵循国民经济整个调整的政策，汽车工业的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的结构，和市场的结构，通过五年的艰苦的调整，终于2000年以后有了很快的发展。”

　　经过5年的调整，2000年中国汽车产业开始复苏，2000年那一年汽车产量是200万辆，2001年就达到240多万辆，而中国入世的谈判也已经迫在眉睫。曾经参与当时入世谈判的人，很难忘却当年的困惑和彷徨。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张小虞：“我们一起开的一个研讨会上，龙永图他讲，他当时的谈判对外，要跟外国人谈，要跟欧盟国家要跟美国谈，对内要跟我谈，当时我带着我们行业的，专门到外经贸部去，找石广生和龙永图讲我们扛不住。如果按照你们出价的条件，我们扛不住。但是实际上我充当了两面的角色，一方面要求政府要给予有限的保护，一方面我跟企业讲，政府保护不了了，我们要看自己的竞争能力，后来在WTO谈判的时候，据说是前方谈得很艰巨，因为我们当时也派了一个我们的技术专家，参加那个WTO谈判的外围的专家组。”

　　参加外围谈判的行业专家就是时任国家机械工业局副司长的董扬，作为中国汽车产业的唯一代表，对那段经历记忆犹新。

　　北京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扬：“当时我的想法和大家一样，担心入世给中国汽车行业造成很大的冲击，会不会造成大量进口，淹没了国产的汽车。写了准备了相当多的报告，主题就是，汽车行业怎么样应对入世，入世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整车、零部件、改装车、轿车、客车各个方面会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张小虞：“我们在参加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组织的产业应对WTO的调查中间，汽车工业排在A、B、C，C类，A类的文学语言的描述是，机遇大于挑战，就是我们有竞争能力的。B类是机遇与挑战并存，C类是挑战大于机遇，就是比较危险的。”

　　考虑到中国汽车业的现状，国内外知名学者大都对中国汽车业的未来做出同样的预测：入世后中国汽车产量将会有急剧下降。在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更是给出了具体的预测数据，中国汽车产量将会从未加入WTO时的增长190%，逆转为加入WTO后的下降4%。面对入世后的严峻挑战，董扬和其他参与谈判的同志一样，感到了沉重的压力。

　　北京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扬：“我们专家组坐在一个屋子里面休息，有我、有电信的、农业的、民航的(各行业专家)，大家总体来讲，心情有一点沉重有一点担心，我们这些谈判代表都有一点担心。因为谈成不容易，美国人作了很大的让步，我们也作了不小的让步，我们各个口都已经在原来准备的方案后面都有所后退，所以大家心情都比较沉重，互相之间开玩笑，说以后会不会出现这样状况我们就开美国汽车，存美国钱，上美国保险，看美国电影。”

　　随着中国入世进程的加快，国内的汽车市场也逐渐热闹起来。2001年11月，天津车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销为主的车展，展会上进口汽车和国产汽车的销售比拼，七天里，进口汽车一共卖出了4799辆，而国产汽车，只卖出了30辆。董扬的玩笑话似乎即将成为现实。进口汽车的关税问题，也在这之前成了最大焦点。

　　北京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扬：“美国人在网上公布，说我们2005年1月1号(关税)达到25%，我们给美国人答应的条件是2008年1月1号达到25%，那么这个分歧呢就很明显。而且确实我们双方约定过，不能暴露谈判细节。但是美国的媒体也好，或者是谈判者也好，他就把这个公布出去，公布出去以后呢，双方就很难再退让了。中国人不能自己说话不算数，美国人也不能自己说话不算数，就争执很大。到后来谈判的时候，就这个因素谈了很久。最后的话，请大家注意，我们现在是2006年7月1号，这个时间，为什么定7月1号，(全部的谈判条件中)只有这一个条件，好像是用(一)年中间来确定，因为2006年7月1号是2005年1月1号和2008年1月1号加起来除以2，得出的。当时还有一个就是关税下降的方式，我们希望采取一种相等速度下降，美国人希望一种先快后慢的速度下降，最后得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等待签字结果的董扬告诉记者，当时他已经隐约感到了中国汽车业将要走上怎样的一条路。

　　北京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扬：“我当时没有就这个问题很明确地和国内其他企业交换意见，自己的感觉是‘看’，看后面会怎么样发展。因为第一个，谈判的结果，是双方妥协的结果，确实不存在某一方是赚便宜的，某一方是让步的，从谈判来说是势均力敌的，对于汽车行业，对于我们中国的汽车业的好处和不利之处，虽然没有现在感受得那么全面，但当时也能想到，也能猜想得到，是胜负参半，喜忧参半。这种情况当时主要的感觉就是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