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15日，吕福源参加一汽解放卡车新基地奠基仪式。

    吕福源部长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年了，但他留给我们的记忆犹新，他的音容笑貌犹在。

　　在我多年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经历中，我遇到过许多良师益友，其中，吕部长就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位。

　　我最初接触吕福源是在1990年前后。那时，他正担任一汽的副厂长、总经济师。一次，他到我当时所在的铸造厂的工作现场检查工作，我向他介绍了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的情况。当时，这还是一个新的技术领域，但我敬佩地感到，吕总不仅对我介绍的内容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且也很内行。他不仅详细地询问了这个系统的有关情况，而且，还当场向我讲述了他对这方面工作的看法。

　　在后来的多次接触中，我们也在许多方面进行了交流。那时，他已是一汽的主要领导之一；而我，尽管在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那时毕竟还只是一个车间的技术员，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因此，开始的时候，心里不免有一种敬畏感和距离感。而且，与他交流，事先也的确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他不仅头脑非常敏锐，表达清晰严密，相关业务知识钻研得很深，而且知识面很宽，掌握的东西十分丰富，缺少准备在他面前就会显得捉襟见肘。

　　但是很快，我的距离感就消失了。我不仅被他的博学多才所折服，而且被他那种对事业、对工作、对业务的投入和执着所感染。我感到这是一位可亲、可敬、可为楷模的领导。后来，很多接触过吕福源的人也都与我有同样的感受：他不仅知识渊博，业务造诣深厚，而且为人真挚、热情、坦诚。更可贵的是，他以帮助人、培养人为荣、为乐。一旦他与你有了交流、有了默契和共鸣，他就总是想更多、更快地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教给你。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

　　吕部长给我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他对事物的洞察力、前瞻力和系统性思考能力非常强。由于他博学多才、阅历丰富、见识广，所以，分析问题、处理问题从不为世俗所左右，而总是能从长计议、深度思考。

　　我们一汽现在都在讲体系能力，应当说，吕部长是比较早地提出这个问题的。汽车行业的许多项目，包括一汽-大众、一汽丰田的合资和技术引进，包括在发展卡车与外方谈判以及6DL发动机开发的问题上，他都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不仅有观点，而且有方法，并十分强调引进技术和管理的系统性，强调不能只是拿到一个产品、几张图纸就算成功了，而是应当了解产品设计的要素、设计的过程和方法，要看重其对国家汽车工业长远发展的影响。

　　在今天，我们已经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吕部长的思想和要求了：要拿到一个产品固然不容易，但要想掌握它的设计理念、过程和方法，要掌握它的精髓，就更难。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要求真谛，而在这一点上，很重要的又在于我们自己。只有我们自己首先想到了，提出了这样的需求，人家才有可能满足你。如果连自己都不想，谁还能替你想？吕部长的这些深谋远虑对于我们今天发展自主汽车工业体系是多么重要啊！

　　吕部长到了国家机关以后，对一汽的事情仍然十分关心，对一汽的发展非常关注。在日常工作中，我们有了什么问题，也都愿意向他请教、请他帮忙。他也是有求必应，尽一切可能帮助我们提出意见建议和提供各种实际工作中的帮助。因此，大家都说吕部长“为人仗义”又不失原则。

　　2003年一汽50周年厂庆时，他已经患病，而且工作日程安排非常紧张，但他仍然忍着病痛夜以继日地工作，不仅认真地观看了一汽的三大新基地，认真了解一汽未来的发展规划和思路，而且对于我们下一步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也都认真记下，并不时提出一些建议。我想，这些不是仅仅用“仗义”就可以解释的，它反映了吕部长对一汽和一汽人的感情、他的汽车情结，反映了他对汽车技术、管理和汽车工业发展的理解、认识以及对汽车事业、汽车社会的执着追求。

　　吕部长的博学多才，来源于他对社会的理解、对事业的热爱和由此而产生的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这也是他无论到哪里，都能很快适应工作要求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听许多同志谈到过，我自己也是耳濡目染。

　　更令我终生不会忘记的是，2004年5月，当我到北京去医院看望他时，吕部长在弥留之际对我讲的一番话：“延风啊，你现在既是一汽的总经理，又有一些重要的社会工作，肯定十分忙碌，没有多少时间读书学习了吧？但还是要挤时间学。不管是谁，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学习都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愿用吕部长的这番话与所有的一汽人、所有与吕部长相识的和不相识的追求上进的人们共勉。

　　(作者为一汽集团公司总经理竺延风)

吕福源（右）与本文作者原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 苗圩

　　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 　　——写在吕福源逝世一周年之际

　　在共和国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建设史上，有许许多多泽被后世、为人景仰的杰出人物。英年早逝的前商务部部长吕福源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与吕福源最早相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时，他调任中汽总公司副总经理，我是生产司的副司长。1993年，他调任机械部汽车司司长、机械部副部长，我也在他直接分管下工作，吕福源可以说是我的“老上级”。

　　吕福源在我心中形成难以泯灭的印象，最初是从听他的报告开始的。他作报告和讲座，很少官话套话，也很少照着稿子念，从国内各个企业的情况、存在的问题，到国际汽车工业发展的现状走势，他目光如炬，字字珠玑，视野开阔，信息量广，观点独特，置身其间，让人如沐春风，终身受益。

　　吕福源生前曾向我讲过他的工作经历。他于1970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物理系，从入学到毕业后分配到吉林省梨树县郭家店镇房管所工作，正是“文革”为祸正烈之际。然而，他却能始终静下来坚持学习。

　　后来，吕福源从一汽上调北京，而且“官”也越做越大，但他爱学习、勤钻研的习惯始终不变。他说，到北京工作的最大好处是有一个国家级图书馆，周末可以整天“泡”在那里。即使出国考察，吕福源也乐此不疲地喜欢逛书店。回国的时候，他的行李里除了书还是书，而且肯定超重，我们随行的几位同志就分摊着替他背。当时，吕福源住在中汽公司位于右安门的老宿舍五楼，我们一路从一楼背到五楼，个个汗流浃背，气喘吁吁。

　　往事如烟，当年背书的细节已日渐模糊，但吕部长嗜书如命的习惯和他家里累积而成的“书山”，却在我眼前清晰可辨。书，丰富了吕福源的学识，成就了他的事业，在某种程度上说，也造福了中国的汽车工业。

　　比如，当年国务院希望把广东省的湛江汽车厂和海南省的海南汽车厂进行整合。当时吕福源负责这两省两厂的协调工作。他准确地预见到，除了轿车以外，MPV可能是一个方向，所以他提出让这两个厂联合引进国外一个MPV车型。当时，大家都不知道MPV为何物，可吕福源却清楚地了解其概念、性能和市场前景，还向我们讲述了艾柯卡如何用CARAVAN MPV使克莱斯勒摆脱困境的故事。不用说，这些都是他从书上得来的。

　　还有，吕福源在机械部主持参与制定了我国第一个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当时这是全国所有产业中第一部也是惟一一部产业政策。尽管它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方向定了准确的调。比如强调国产化，比如合资企业50对50的股比等。作为中国汽车工业的扛鼎人之一，吕福源功莫大焉。

　　在工作中，吕福源不仅显得超前而睿智，而且也从不回避矛盾，并能理性、从容地化解矛盾。

　　1993年底，机械部汽车司组建以后，我们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筹备国际汽车工业研讨交流与展示会。当时，我们分析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一定要靠轿车的发展带动整个汽车工业的发展，提出轿车要进入家庭。实际上就是要启动市场，用个人消费来拉动整个汽车市场的发展。

　　当时这个问题的提出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包括高层领导也有不同的认识，一些专家学者还提出了尖锐对立的观点和看法，甚至有的院士直接撰文在报纸上发表《轿车文明的批判》一文，提出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资源紧缺，我们不能走西方普及轿车的路子。但吕部长审慎地分析了汽车产业的现状和未来之后，坚持认为轿车进入中国百姓家庭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并力主我们筹办轿车进入家庭的研讨和展览会。

　　1994年，这个会议如期召开。当时，几乎所有知名跨国公司的总裁、副总裁都出席会议并带来了他们的最新产品。在那个会上，我受命代表机械部作主题发言，并预测轿车大面积进入中国家庭的时间将在2000年到2005年之间。近年来，中国汽车产业的超速发展，证明了当时的预测，也证明了吕部长的能力和智慧。

　　制定战略，常具全球视野；谈论问题，每有惊人之语，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吕福源。

　　记得在1995年前后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受当时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鼓舞，大家对未来汽车发展的估计普遍比较乐观。当时，吕福源组织我们预测，到2000年，国内汽车需求量将达到300万辆左右。而国家的一个权威部门预测的则是400万辆。后来制定发展规划，我们提出270万辆的目标时，遭到有关部门的反对。

　　这让我们感到事态很严重。吕部长就组织我们一起冷静分析：生产400万辆，我们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最后，经过大家讨论，写进“九五”规划的是到2000年，全国汽车市场需求量为270万辆。实际情况是，2000年国内汽车的总产销量为200万辆。这也再一次让我们领略了吕福源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对汽车产业发展的敏锐洞察力。

　　同样，在东风公司的发展壮大上，吕福源也倾注了满腔热忱和心血。他在机械部工作时，争取到科技部的支持，选拔、输送了一大批汽车工业人才到国外学习。当时，电动车的开发以东风的神龙富康为基本车型，并请意大利的设计公司进行了车身设计。当时一汽、二汽、上汽的研发人员都亲历了整个开发的全过程。如今，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已成为东风乃至整个中国汽车业产品开发的中坚。

　　1997年，机械部党组决定让我来东风任党委书记。他找我谈话并勉励我：“你去了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有什么吃不准的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惠语谆谆，犹在耳边回响。事实上，东风公司一些大的、关键的问题，属于他分管的，他都全力以赴地支持；不属于他分管的，他也不遗余力地帮着做一些事情，出一些主意。后来，即使到了教育部、外经贸部、商务部任职，他对东风的帮助和支持也始终如一。东风人将永远铭记。

　　在众人眼里，吕福源是满腹经纶的儒雅学者，是受人拥戴的好官、好人，可无情的病魔却侵染了他的身体。2003年国庆节，我利用休假时间去看望他，不巧他正在上海检查身体，且问题还比较大，接着他又到上海做了手术。我当时心里一紧，预感情况有些不妙，急忙委托我们的同志去探望他。那时候他已在重症监护室了，但我还没有往最坏处想，就跟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断地打听他的情况，希望吕部长能尽快地好起来。

　　直到2004年3月，我坚持要到医院去看他，他最后答应了我的请求。探视期间，吕福源仍然对东风的发展十分关心。是时，他已做完化疗，精神也很好，那一天，我们谈了45分钟。他好像还有好多话要说，但是考虑到他身体的情况和医生的限制，我只好结束了谈话，并真诚地邀请他：“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到东风来疗养一段时间。”

　　我知道在他患病住院的近半年期间，我是为数很少的能到医院探视的人之一，因为他一直不愿为自己的病情来耽误别人的时间，影响别人的工作情绪。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次见面竟是我们的诀别！

　　5月18日，我当时正在外地出差。听到噩耗，我一时失语，眼泪夺眶而出，悲痛难以言表。吕部长大我10岁，从相识到相知，我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兄长，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事。从世界观到方法论，他实实在在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遗产。

　　吕部长走了，悲声恸天。互联网的悼文和跟贴持续了很多天。无疑，他以其无私的品德、高尚的情操、卓越的才干、渊博的学识和特殊的人格魅力，在人们心中树起了一座精神的丰碑。

　　吕部长走了，他带着许多遗憾走了。他还有很多宏伟的设想没有实现，还有很多正在做的工作没有完成，但是病魔无情地吞噬了他的生命。

　　吕部长走了，他的无私品德和高尚情操，在激励着、影响着我们每一位与他熟悉的人。

　　吕部长走了，他的一生就像日月星辰变换，始自大海，终于大海，他回到了大海的怀抱之中，灿烂的银河星海将会继续陪伴着他……

　　(作者为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 苗圩)

　　严师吕福源

　　2004年5月18日，是我不能忘记的日子。吕福源部长在这一天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热爱并为之献身的中国汽车工业。他走了，精神却还在我们心中。

　　时隔一年，向这个黯然的日子回望，我仍会被思想感情的潮水所激荡。回忆起与部长朝夕相处的10年时光，太多的情景值得拾起。

　　我经常讲，在机关工作，人总是在别人领导下工作的，遇到一个好的领导不难，但能遇上一个好的老师就不那么容易了。而在我的印象中，吕部长恰恰就是我的严师。我曾很想问问吕部长，是否把我当做他的学生，但这个愿望永远实现不了了。严师已逝，不胜哀乎。

　　今天，我只是想把吕部长在原机械部任副部长期间，给我最深感受的些许“小事”讲述出来，借以抒发我对福源部长深深的怀念。严谨的工作作风

　　1990年，吕部长来到中汽任副总经理。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了与吕部长长达10年的工作交往。

　　1993年，机械部成立之后，汽车司进行了一项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工作——制定《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吕部长严肃的工作作风第一次非常鲜明地被人们所熟悉。

　　记得在《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定稿的前一个星期里，李岚清同志代表国务院给机械部做了指示，要求一个星期内拿出科学的分析结论，准备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

　　在那一个星期里，吕部长一直与我们一起工作。那时他已经是机械部副部长，主管汽车司的工作。

　　他曾严肃地对我们说：“我们要做到所有的文件、数据和案例一定要严谨、科学，出现一处纰漏，都可能会给国家带来损失。”在吕部长的指导下，我们翻阅国际上许多关于认证制度、技术标准、技术法规的资料，译成中文对照，因为我们国家在这些领域的经验基本为零，所以，我们必须严肃地对待每一处表达和每一个数字。其中，关于“关税怎么降”、“哪一年取消进口车配额”、“怎样限制股比”都进行了充分的论证。而将各个方面的智慧和资源整合起来的人正是吕部长。

　　许多老汽车人怀念吕部长，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仅是怀念他，还有他对于产业政策和国家汽车工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严格的工作制度

　　在当时国家机械工业部的十几个司中，可能直到机械部撤消，也只有汽车司实行过这样一个制度——司务会制度。每周一，汽车司的司级领导、各处处长都要参加司务会，将前一周和即将开始一周的工作进行总结和汇报。而这个制度的创始人，就是吕部长。

　　其时，汽车司的工作内容中包括批准项目、外汇分配、进口配额、产品目录等许多重要职能。一个普通的决定就有可能涉及到几千万甚至几十、几百亿元的资金去向。或许当时，我们汽车司的工作人员还未能真正领会这个司务会的真正意义，若干年之后，我们才体会到吕部长的良苦用心。制度的科学性，保证了我们决策的科学性，更保证了我们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利益时头脑清醒。在汽车司这样一个重权在握的部门，没有出现以权谋私等腐败的事件，保护了所有同志不犯错误，也保护了我这个司长。严谨的科学精神

　　吕部长很愿意和别人谈汽车技术问题，而且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吕部长给许多人留下的印象是严谨、认真、学识渊博。

　　在《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制定前后，吕部长经常自己到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补充材料，提出新的思路。

　　美国通用汽车亚洲区前总裁石伊恩曾经回忆说，“在中国，轿车走进家庭，吕福源功不可没。”吕部长曾经在1994年带领我们做了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举办了国际汽车工业研讨交流与展示会，第一次提出了轿车进入中国家庭的理念。

　　记得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晚上，吕部长刚刚出国回来，便不辞劳苦，到酒店去询问工作进展状况，检查每一个工作细节。那一晚，他带病与我们一起工作了一夜。我们都被吕部长这种严谨的精神所感动，人人都尽全力做好工作。那次大会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中国家庭轿车市场的繁荣也是从那时开始真正出现的。严肃的同志关系

　　吕部长在生活中非常随和，平易近人，但在工作上却非常严厉。在与吕部长工作的10年中，我经常被吕部长批评，印象深刻的有3次。

　　1994年2月，为了加快《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出台，机械部要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作一次全面汇报。在所有的材料和提纲以及21个附件中，出现了一处错误。我在“世界汽车产量”这个数字统计上，没有说清楚是各大汽车公司产量的总和，还是各个国家产量的总和。吕部长严厉地批评我：“要有出处。中文没有，我们可以找外文的，外文没有的，可以向国际公司咨询。这件事你要负责。”

　　1995年1月，全国汽车产业政策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会上讨论了许多问题。就“要拿出技术法规，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国家质检局以“国家标准化法”尚未明确“技术法规”的提法为由提出置疑。吕部长批评了我和当时在法规处工作的同志：“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想快，但要讲究方法，要条件成熟时再实施，否则会被动。这样的失误，你们要引以为戒。”

　　1997年，一汽-大众提出要扩大合资增加产品品种，我们同意了这样的设想。在上报给吕部长的时候，他提出了意见：“一定要强调消化和自主开发。要给企业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他也对我们没有强调自主开发，只考虑企业眼前利益而迁就企业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虽说是批评，虽说严厉，但我们也宁愿让这一幕幕能再次重现。令人难过的是这已经不能再实现，吕部长已经离去。

　　“严师吕福源”这样一种印象源于我对吕部长的尊重和敬畏，更多的还有感谢和怀念。“一个好的老师可以影响人的一生”，我现在终于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遗憾的是，斯人长逝，惟有做此文章，表达我对吕部长的怀念与哀思。吕部长的教诲将成为激励我继续努力工作的力量，丝毫不敢懈怠。

　　怀念我的严师吕福源。

　　(作者为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张小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