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胡祖六的逻辑,一次新股发行吸引1000亿-2000亿的申购资金,只要把发行和上市适当分开:一次发行,分批上市,国内A股市场完全可以承受。
“境外上市”是2004年汽车业最热闹的话题。继长安汽车、上汽集团之后,北京现代、东风都在紧锣密鼓地制定赴港上市的计划。
这些企业都是国内汽车业中的大象级角色。对大象们纷纷奔赴海外上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倍加推崇,“事实证明,境外上市的企业,其管理水平比国内上市的企业要高出很多。”
上汽、北汽等巨头们热衷境外上市,有一种说法是境内股市无法承受这样的“大象”级企业。
该论断在11月20日召开的中国国际金融论坛上,遭到了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博士的驳斥,“资本市场需要发展,很多人认为中国无法容纳大型股IPO,其实近几年随着基金等机构投资队伍的壮大,境内证券市场应该有能力承受大型股上市!”
按照胡祖六的逻辑,一次新股发行吸引1000亿-2000亿的申购资金,只要把发行和上市适当分开:一次发行,分批上市,国内A股市场完全可以承受。
来自瀚潮信息的统计显示,2000年至今,国内股市筹资额超过50亿元人民币的已有10余家,名列筹资额榜首的是招商银行,共筹集174.5亿元。其中发行上市109.5亿元,可转债65亿元。而目前拟赴港上市的汽车企业中,上汽集团的筹资额最大,计划20亿美元,合人民币160亿元,和招行融资总额相近。上汽集团这样的筹资额,境内市场并非不能接受。
拒绝A股
“事实上,无论是上汽集团还是北汽投资,最初都设想在境内上市,但这种设想都遭到了制度瓶颈。”证券界人士普遍认为,汽车股绕道A股奔赴香港,都是政策惹的祸。
按照2003年中国证监会1196号文件出台前的规定,部分改制的国企可以考虑业绩连续计算,改制后只需1年即可上市。但目前此路已经不通,部分改制的国企必须在改制后满3年才能申请上市。
按此规定,北京现代投资有限公司2002年成立,要到2005年6月才满3年,今年无法申请上市。上汽集团虽然整体上市,但需要改制,按目前正常的途径,从选择承销商、改制、重组,到辅导期结束,至少要3年,即到2007年才能申请上市。
而在香港上市,时间就短得多。3月31日生效的香港交易所新主板《上市规则》规定,市值达到40亿港元的公司申请上市不需要连续3年的盈利纪录,只要符合最近年度收益、股东人数等额外要求即可。如以H股形式上市,因中国证监会的规定要求高于香港,因而只要满足中国证监会的条件就行了。
“具体而言,就是‘456’原则:净资产不低于4亿元人民币;筹资额不低于5000万美元;上市前1年净利润不低于6000万元人民币。”香港交易所北京代表处驻上海特派代表曹琴介绍说。
“如果投行和相关辅助机构进场,那么上汽集团去香港上市,慢则一年,快则半年,就大功告成了。”广发证券投行部一位高级管理人员告诉记者。
除了首发,再融资制度也是一个重要障碍。对上汽集团来说,20亿美元的筹额还不足以满足其扩张和发展的需求。据统计,上汽集团资金缺口为50亿美元,即使在香港成功筹资20亿美金后,仍要通过其它途径再筹30亿美金。其时的再筹资可选择在香港做第二次发行,或回到A股市场增发。
“如果再融资地仍为香港,那么二次融资根本不需要12个月,就可以进行了。”香港京华山一的高级经理李川说。在香港,实力较强的公司的二次发行通常会迅速筹到所需资金:去年中-移-动再配股筹措资金1800亿港元,中银去年在14个小时内再融资154亿港元。
如果选择A股市场做再筹资,也是先去香港上市合算。李川说:“同样条件的公司,先到香港上市,再回A股上市,按中国证监会规定,只要和首次融资间隔1年就可进行;而选择在境内,光等待A股上市就要3年时间。人家3年融了两次资了,你才融一次,多冤啊!”许多境内企业,都选择了这一途径,“现在有20多家H股的公司搞A股增发,像江西铜业、宁沪高速。”
以上汽集团来说,假设它明年下半年在联交所成功上市,其最多只需再筹资两次,而且两次筹资额均小于首发规模,到2007年,也就可筹到50亿美金。如果选择在境内上市,按现行规定,最快也要2007年才能首发上市,即使再筹资数额与香港相同,也要到2009年才能完成融资计划。5年,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决定汽车集团生死格局的紧要关头,谁有更多的现金,谁就在发展中占据先机,因此选择境外成了国内汽车巨头最无奈,也是最现实的举措。
如果境内上市政策不是现在“一刀切”的状况,而是按分级管理的方法处理,使上汽集团这样的公司能在A股顺利上市。如其旗下的上海汽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上市首发融资21.06亿,2000年通过配股,又筹集了33.6亿,两次共筹资54.66亿。
假如上汽集团也照此办理:首发筹资20亿美元后,次年再增发或发行可转债,筹集15亿至20亿美金,仍在市场可接受的范围内。最多四年之内,上汽集团能够实现再融资50亿美元的目标。当然,前提是上汽集团能有足够的回报率,但如果真满足不了这一点,则在香港再融资会更不容易。
“如果上汽集团在境内上市,像香港股票那么便宜,我就买。”一位投资者看到香港市场上2.925元的竣威汽车后惊呼,竣威的大股东正是广汽集团。但这一切在政策没有变动之前只是空谈。
中石化悲剧是否会重演?
虽然境外上市可以安排管理者期权或股权,但是,同样的优质资产,在境内上市和境外筹资,所得的资本溢价相差甚远。最典型的例子来自中石化。
2000年,中石化于香港发行,每股发行价仅1.61元,以1999年每股净资产1.273元计,发行市净率只有1.26倍。而2001年在境内上市时,其发行价4.22元,以2000年每股净资产1.42元计,发行市净率高达2.97倍,比境外发行高出1.35倍。
4.22:1.61,资产一样,境外售价却被打掉六折多!按中石化发行的16..8亿股计算,刚跨过罗湖桥,就有438亿元人民币的理论增殖收益化为乌有。如果将所有境外上市的内地股按此方法做一统计,得出的结论相信会让国资局和李剑阁震惊。
与较低的发行价并行的是高昂的发行成本。上海证券交易所执行经理巢克俭指出,“虽然香港融资成本比美国低,但比境内透明成本高2至4倍。”在纳斯达克,筹资成本在筹资总额的13%至18%之间;香港主板市场最高可达25%,仅保荐人费、法律顾问费、会计师费就在450万—900万港元;香港创业板的三大费用约250万至450万港元。而内地融资成本不超过筹资金额的5%,筹资额过百亿的成本不超过2%。
还是以中石化为例,2000年10月,中石化在美国以存托凭证形式及香港IPO,共发行167.8亿H股,按每股发行价1.61元计算,其筹资总额应为270.16亿港币。但实际筹得的资金只有5.19亿美元和196.38亿港币,折港币239.4亿元。其余30.76亿元都变成了融资成本,均摊下来,每股融资成本高达0.18元,为发行价的11.18%。这还是因为它的筹资总额较大。
而2001年中石化在境内发行28亿股时,每股4.22元,筹资总额118.16亿元人民币。据中石化公布,其“发行费用总额为23991.58万元,主要包括承销费人民币17724万元、审计费用人民币760万元、评估费用人民币3150万元、律师费用人民币80万元、预计发行手续费人民币2274.58万元、审核费人民币3万元。”折合每股发行费用仅0.0857元,为发行价的2.03%。
这只是表面的成本之差。由于发行价的差距,筹集同样多的资金,在境外需发行更多的股份才能满足,这不仅意味着原先的股东要放弃更多的控股权益和更多的利润分享,并大幅降低控股方对资产控制的杠杆效应;也意味着今后公司要以更高的盈利去保持每股收益,并填补由过高发行成本带来的新股东的权益损失,否则公司就会变为“垃圾股”。这种隐形成本带来的不利要远大于表面的发行成本。
最近两年,内地股市和香港股市间的市盈率落差已经缩小,尤其是汽车股,境内和香港股市的市盈率已大体接近。但是,两市总的市盈率水平依然存在巨大落差,而且由于体制差别、公众认知程度差别,以及价值观上的差别等因素,当市场环境、行业前景、公司背景出现问题和困难时,境外的投资者总是倾向于先大幅度贬低国内上市公司,把对国内企业的估值降到极端的低水平。
因此,身处对国内宏观调控前景的担忧、国内汽车业原料价格上升、整车价格战热火朝天,积压严重、进口配额取消、关税降低、利率上升的局面,当国内汽车巨头们真的开始境外筹资时,这些挑剔的并且不无偏见的境外投资者是否还会像今天一样,高看中国汽车股?
2000至2001年间发生在中石化身上的被人大幅贬低的悲剧是否会重演?市场分析人士金学伟认为这极有可能。
留住重仓汽车股
汽车工业是我国新兴支柱产业,无论在其发展有多少曲折。可是,我们看到上汽、北汽、长安汽车等支柱企业即将与国内资本市场绝尘而去,这不仅仅是因为发行成本问题,因为国有资产的潜在增值率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它会带给我们长久的痛。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投资一国股市,就是投资一国经济。然而,当一些会成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晴雨表,会和高速增长中的中国经济一起成长的支柱企业,更多的代表国民经济发展的优秀企业都成为境外上市企业时,国内A股市场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边缘市场。
记者曾问上交所执行经理巢克俭,“长此下去,A股市场会边缘化,相对于香港股市,上海证券市场会变成一个大的创业板。上交所有没有办法吸引红筹股回流?”巢立刻有了反应,“连你们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当然考虑到了,现在正在向有关部门作建议,应该会有些变化。”但是今日,证券市场依旧,红筹股境外上市的步伐越来越快,而香港联交所、新加坡交易所频频在国内进行各种宣传。
当一家企业通过股权融资,而非借贷时,它的意义决不是简单的筹资,而是代表着在未来不管多少年,企业的收益都将与投资者分享。
目前,在美国国民收入中,由股票带来的收益比重已达1/3。加入支撑起美国经济的那些优秀企业都在境外上市,那么,即便其GDP依然像现在这样高,美国的民众一定也会生活在相对贫困之中。当我们对过去十多年日本经济衰退幸灾乐祸时,我们不要忽略:在这十多年中,日本的国民收入却在不断提高,原因就在大量对境外企业投资,使日本国民分享了全球经济增长的成果。大量优质企业的境外上市,实际上是剥夺了国民分享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成果的资格。
本报记者 吴琼 上海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