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一辆车牌号为吉AC0020白色宝马车在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宿舍门前撞倒一名女博士生。车主不肯道歉，驾车撞翻一排自行车离开现场。在校门口被拦时声称“你们就会知道是谁”后，弃车而去。

　　照理说，开车撞伤人，车主主动赔礼道歉，这是公民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也是首先应该承担的道义责任。即便被撞伤者不主动提出，车主也应该道歉，这是对自己同伴最起码的尊重。何况，道歉并不需要承担什么具体的经济损失。

　　这样看来，无论从道德逻辑，还是从经济逻辑出发，道歉都是车主的最优理性选择。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一不小心给别人造成不便时，我们首先都会说对不起，即使对方十分恼火，但在真诚的道歉中，随之矛盾也会很快化解。那么，车主为何偏偏不愿意选择承认错误，更不愿意道歉，宁愿用金钱“私了”呢？而在不能够私了的情况下，却选择了在通常人看来最差的策略呢？

　　任何正常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而在我们看来并非理性的行为，或许并非真正的不理性，只是没有找到约束条件和影响因素。同样，车主选择现在这种策略，也是“理性”的。那么，是什么样因素促使车主选择现在的策略，却不用承担这种策略所带来的后果呢？

　　事实上，车主告诉了我们他选择这种策略背后的动机和原因，即“你们就会知道是谁”。这句话表明，一旦被学生知道车主真正的身份，就会主动放弃道歉的要求。身份就是权力的象征，而权力的因素一旦作为约束条件，自然无论道德的计算，还是经济的计算，都被赋予极其小的权重。

　　这说明，车主选择现在的策略，最主要和最重要的依据是政治的逻辑，即车牌号是某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这种地位和权力反过来会使车主拥有某种“特权”，这种“特权”可以超越道德逻辑和经济逻辑，使得违规者在不遵守这两种逻辑的情况，仍然不失为一种最优策略。

　　其实，这种逻辑是与计划经济和身份社会紧密相联的，即一切资源和权利的配置都是基于身份地位，形成不平等的配置。虽然，从短期来看，这种权利配置格局可以给权力拥有者极大的便利和优势。不过，从长期来看，这种基于身份配置资源的社会，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滥用和不良配置，而且会造成社会两极冲突和对立，使得社会逐渐形成特色非常鲜明的阶层，有些阶层比其他阶层更为平等。最终，不利于社会的良性互动，也不利于社会冲突的和平解决。

　　我想，这也是宝马车撞人案所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深层原因。而一个社会要实现持续和长期发展，就必须从基于身份的社会向基于法治的社会转变，使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都遵守同样的规则。这样，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都会回到人类社会的“正常”选择逻辑，自然，资源也会得到合理配置，冲突也会得到和平解决。同样，要杜绝类似宝马车撞人事件的发生，最根本的还是实现社会转型，从身份社会走向法治社会。(作者：李文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