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之后，社会舆论出现了非常微妙的“分裂”。出现在媒体上的评论大多称赞这部新法是以人为本、体现了人性关怀，但是，汽车业、保险业、律师和许多车辆拥有者却对该法的一些条款提出了质疑。该法的第七十六条规定，一旦机动车与行人或非机动车驾驶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即使事故是由行人或非机动车违章引发，机动车一方也只是“减轻责任”，民间舆论普遍认为，这一条款损害了社会公平，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网络上开始出现针对这一条款的“段子”，北京市最近两次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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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许多市民也对该条款表达了强烈不满。一些人士甚至认为，新交通法对机动车的“苛求”导致了汽车市场的看淡。

　　新交通法颁布之初，有关人士曾经解释说，“76条”的立法根据是民法通则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立法本意是保护行人的安全。应该说，确定交通事故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否定一度流行的“撞了白撞”的观念，的确是社会向着人性化进步的表现，但是问题真的这样简单吗？

　　“无过错责任”是由美国学者巴兰庭于1916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提出的概念。西方国家在交通事故的处理中引入无过错责任原则，原因在于高速交通工具本身带有高危性质，而一旦发生事故，受害者多为行人一方，规定机动车一方承担无过错责任，能够起到救助受害者的作用。但是，这里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为无过错责任规定“上限”，道理很简单，既然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就不应该受到严厉的责罚，否则就会损害社会公平，甚至危害法律自身的权威性；二是只在保险业足够发育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这样能将责任分散为“微粒”，由所有参与保险的人们承担。

　　从我国新交通法的实践看，我们所采取的归责原则对于机动车一方来说过于严苛，保险环境也不够成熟。前不久，在北京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名曹姓外地妇女于夜间横穿二环主路，被一辆正常行驶的奥拓车撞死，车主刘某被判赔付20万元。在这一案例中，曹某存在着严重的违法情节，而奥拓车主虽然采取了必要的处置措施，终因事发突然，无法避开曹某。依据新交通法，奥拓车车主应该承担无过错责任，即使他购买了10万元额度的第三者责任险，他仍然要为自己的无过错赔偿10万元，对于工薪阶层来说，这一责任是沉重的。然而，刘某还是幸运的，按照深圳某律师事务所的计算，交通事故如果造成一人死亡，最高赔偿额度在理论上可能高达80多万元，即使考虑到“减轻责任”和第三者险，车主在理论上仍然可能因为行人的违章而倾家荡产。很显然，这样的结果对于机动车一方来说显失公平，它背离了民法通则的“公平原则”之基石，也极大损害了法律的教育和惩戒功能，最终也起不到保护行人的作用。

　　北京是一个现代化大都市，高速路和封闭式道路很多，机动车增长速度也很快，有关方面在制订新交通法的实施细则时，应该根据北京市的特点对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的法律责任进行细化，如果在执法过程中一味偏袒行人，不仅对城市交通有害、对机动车所有人不公，甚至有可能诱发更多的违章违法事件，造成恶性循环，导致更多的伤亡。

　　即使是在人性关怀这个问题上，我们也不应忘记“过犹不及”的古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