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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刘文红、陈平和老陆、老郭他们到了北京，下午我驱车前往他们下榻的宾馆。这一次见面，大家都格外高兴，这回他们对我原先的思路和设想真是有点赞不绝口，我也对他们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当我将调查结论拿在手上重又看了一遍时，非常高兴地说："这下我们的拦路虎可以说基本解除了，我今晚就将起诉所需的材料整理一下，咱们明天就起诉。"
当然，他们非常喜欢我说干就干的作风，但对我来说真正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
我没有将所有材料一古脑儿凑上，而是将起诉立案所需的基本材料整理了一下，有关说明其他三菱帕杰罗V73车有问题和三菱公司在V73车上存有欺诈的材料，被暂时放置起来。然后，我安排另两位律师复印我整理的立案材料。这样，剩下的工作就是起草四人的索赔账表和起诉状了。
其实，在我的脑子里，这起案件的诉讼思路早就有了，于是，我便根据自己的思路直接在电脑上打印了。我将这起事件根据法律规定分成四个案件，原告分别为刘文红、陈平、刘晨、陈孟烨，被告为三菱公司；四原告均主张精神损失赔偿，而且刘文红作为车主要求退车并主张双倍索赔。
我想，对于这四名原告来说，精神损失绝对是有的，因为恐怕没有哪个正常人情愿领受几十万元钱而去再次重演坐车翻入有六层楼那么高的深沟内，但是，我又不得不承认我国的法律对这种精神损失却没有明确规定。然而，两个实际原因决定我必须提出精神损失赔偿。一是，对于除刘文红外的另三名原告来说，尤其是那两个小孩，如不提这一项索赔，诉讼标的将会低于50万元，这样一来，同一起事件根据法律规定就会由中级和基层两个不同级别的法院来管辖了，后果如何难以设想，而且具体操作起来也极不方便；其二，法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理论对这一实际存在的损失却是肯定的，而律师应该有义务推动中国这一法律的进程。
思路看起来似乎很容易，也需要长期的知识积累，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四个案件完整的立案材料全部准备齐，而且分别备有6份，光有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也是不够的。尽管我性子急，一向做事麻利，但到了晚上9点多，当我坐在电脑前看着显示屏，思索起诉稿子时，只觉得头晕目眩，实在有些支持不住，便只好停下来休息片刻，然后再干，然后再休息，然后再干，就这样重复进行。等我将材料最终准备完时，已是12点多了，这时我们几个都没有吃晚饭，我的头早就发热了，并且出了一身的虚汗。当我静下心，确定所需的材料完整无误时，我才离开了办公室。都市繁华的夜色，每每令人惆怅；车内的音乐飞扬，我的心境也顿觉清爽，不自觉换上一首李娜的《青藏高原》，那宛如天上飞来的歌声，着实让人不尽激昂。
此时，我忽然想起，二十多天前的一件事，当时我对身边的孟克和王厚影律师说：对这个案件我很有信心，我确定自己找到了这个案件的突破口，而更正交警的责任认定书又很有希望；从另一个角度说，实际上在接这个案子的时候，大家就已经成功了一半，因为这件事公开之后，全国的许多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真的跟饿虎扑食一样，有的甚至提出诉讼费、办案费都由律师事务所来承担！但是如果他们没有找到真正的症结或者认为交警难以更改认定书而放弃这个思路，那么打赢这个官司的可能性就难说了。
由此，足见刘文红对我的信任。应该说，我的劳累就是对他们信任的回报。3月7日，我们如约到了市二中院。由于法院这两天刚刚将案卷材料用纸型号由B5改为A4，没办法，我们只好用A4纸将全部材料重新制作6份。
3月8日上午9点多，在中央电视台社会新闻部记者奚丹尼采访的同时，我们向法院正式递交了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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