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下半年，大面积、长时间堵车再次成为京城常态。2008年起，延续奥运时的单双号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北京的机动车已经“看号上路”两年了。两个限行的轮回后，限行的效果正在被迅速增长的机动车数量抵消。而且这个每年“临时”一次的政策也带来了一系列“怪象”和争议。

　　不过，官方口径对此却不以为然。今年4月2日，第二轮限行措施即将结束时，官方发布限行评估报告称，通过限行“严重拥堵”已降为“中度拥堵”。相关官员还表示，“控制机动车的数量肯定会有措施，目前正在研究中。”这意味着除限行外，有关部门还准备限制车辆的数量，要限车了。

　　限行甚至限车并不是不可实行，但是，无论是限行还是限车，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有关部门提出进行听证，尤其是三次限行措施的颁布，尽管媒体与公众争议激烈，但是，相关部门仍然是我行我素，最终又自己评估出一个效果来论证“决策英明”，真可谓是自欺欺人。

　　众所周知，进行民意听证有莫大的好处，连新华社在10月24日都发文称“北京限车与否应听民意科学决策”。听证的好处集中在，其一，“众人拾柴火焰高”，通过听证，能听取到更多人的意见和建议，这有助于增强决策的科学性。

　　其二，通过听证能最大程度地平衡各方的利益。政府决策事关多方的利益，以限行、限车为例，关系到有车族与行人之间的路权，关系到汽车生产经销商的利益，草率地出台政策，就必然只顾一方的利益而忽视另一方的利益，只有召集各方进行听证，才能最大程度地听取到各方的利益，并让利益之间进行博弈，达到一种平衡。

　　其三，是听证有助于增强公众对于政府决策的认同，减少公众规避政府决策的行为，同时，政府决策公开与民主性也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像今年4月28日，成都召开机动车增长总量控制政策听证会，就得到了各方的认同。当然，听证或许会延缓乃至搁置政策的出台，但只有经过听证出台的政策，才真正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不过，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听证是否具有益处，而在于民众根本没有任何办法来迫使有关部门来举行听证。就以限行为例，北京连续三年出台的限行政策，每一次都遭到民众的听证要求的呼吁，但相关部门没有一次正面回应。如果2008年为迎接奥运采取临时措施不进行听证情有可原的话，现在限行措施推行三年了，仍然不进行听证就无可原谅了。

　　所以，现在迫切需要做的是“限权”，逼着行政部门召开听证会。

　　限权措施包括，由公民向上级政府部门申请，重新审查限行决策的程序合法性；由公民推动代表，促使代表在人大会议上向相关部门官员质询，督促有关部门尽快启动听证程序；修改《行政诉讼法》，让公民有权对地方政府决策等“抽象性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从而让政府限行政策接受司法审查，督促政府完善听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