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的中国企业公民实践呈现了四条明晰有效的路径以及三大亟需面对的焦点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逐步成为全球资本流向的热点地区，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外资在华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即1978-1991的导入期、1992-2001年的增长期和2002年以来的爆发期，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国入世成为推动外资流入的历史性转折点。

　　自2002年以来中国每年引入外资都超过500亿美元，与此同时，外资开始在华整合资源、调整架构，随着入世过渡期的结束，外资在国内本土化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个阶段，跨国公司强调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跨国公司的到来释放了中国本土企业的潜力，在市场培育、技术研发和管理经验方面，为中国企业提供了面对面的学习机会。

　　一时间，战略管理学通用、流程管理学丰田、品牌营销学宝洁、连锁经营学麦当劳、现金流管理学戴尔、深度营销学可口可乐……跨国公司在管理、营销、品牌等多个领域，充当了市场经济和全球竞争的启蒙者角色，成为许多中国企业效仿的标杆。

　　随着中国市场重要性的不断提升，跨国公司纷纷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研发中心大部分以应用开发为主，也有不少从事基础开发的全球性研发中心，如微软亚洲研究院、诺基亚杭州研发中心、通用电气上海研发中心等等。

　　研发中心的设立加快了人才本地化的进程，部分研发中心国内招聘人员和留学归国人员的比例超过90%，发挥了人才聚集效应，促进了中国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本地企业研发水平的提高。

　　另一方面，跨国公司通过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与国内大学及研究机构展开密切交流与合作，技术溢出效应显现，有利于研发成果的产业化。

　　通用电气、上海贝尔阿尔卡特、通用汽车等跨国公司都和科研院校展开了密切的合作。

　　当然，对于跨国研发中心也存在负面效应的一面，比如导致国内人才流失、控制基础研究等等。但是从总体而言，更多的先进技术被带到了中国，促进了中国研发技术整体跨越式的发展；跨国公司通过为人才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薪酬待遇，为中国人才市场确立了基本的市场标准，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才资源由市场配置的功效。

　　在社会责任理念、实践等方面，跨国公司也给中国企业起到了正面的引导作用。

　　三种正面作用

　　跨国公司在社会责任方面给中国企业的影响可概括为三种作用，即桥梁作用、示范作用、带动作用。

　　跨国公司作为中国与世界资源交换的桥梁，把全球的公司责任潮流带入了国内；全球公司越来越重视对投资东道国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的责任，往往有明确的原则标准和实施措施，为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做出了示范；跨国公司还通过对供应链的责任管理，带动了上下游企业切实承担环境、社会责任。

　　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环保和消费者权益法规过于宽松，国内部分企业确实是在牺牲社会责任而逐一己之利。比如，深圳某玩具企业因为压低工人工资和延长加班时间，遭到了包括迪斯尼在内的美国客户的一致停单；东莞安加鞋厂发生胶水中毒事件，导致13名工人正己烷中毒，欧美发包企业随即停止采购，该企业陷入破产边缘最终丧失的是企业市场生命。

　　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在产品采购上的一些环保标准和原则，被某些舆论视为贸易保护主义的阴谋。

　　客观来说，相当一部分标准与中国国内的法律法规的精神实质并无太大冲突，甚至是中国企业所缺失或者说正在追求的目标。譬如，欧盟对进口产品的环保标准规定，棉布在储存的过程中不能使用甲醛，拉链等金属配件在后处理的过程中不能含铬，衣物的涂层不能使用PVC材料。这些责任对于服装生产企业来说并不难做到，在投入了必要的成本添置测试仪器后，能提高自身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从理念上说，很多中国企业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思维，在社会责任的理解上较为狭隘，往往只知道捐款捐物，兴学修路。而很多跨国公司早已把社会责任上升到企业战略的高度，从有效应对内外部挑战的视角来筹划了。

　　比如IBM一直从多角度思考公司责任的内涵，认为应当将公司责任的焦点放在如何看待未来企业面临的新挑战这个问题上。

　　它认为公司责任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成为具有吸引力的雇佣者；二是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时刻保护环境；三是通过资金、资源和专门技能，及创造解决问题的产品和服务等手段，为世界和公众做贡献。

　　四条必经之路

　　具体来说，跨国公司在中国推进公司责任的最主要途径有四个。第一个途径是管理好在华投资的企业

　　作为全球化运作的一个积极意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与其全球承诺和原则、规章保持一致，特别是在涉及人权和环境等方面。例如把公司责任融入业务流程，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加强员工操守管理，积极推进循环经济等等。比如英特尔就强调在中国精确复制芯片制造工厂，在环境方面遵循和全球统一的规则。

　　第二个途径是实施供应链管理

　　过去比较多强调的是供应商的产品质量、成本及交货期，而现在已经把公司责任延伸到供应商，强化供应商及其采购工厂的社会、环境要求。沃尔玛2008年首次在中国召开全球可持续发展峰会，公布了最新的绿色采购原则；宜家积极贯彻关于可再生森林认证的供应链要求等等。沃尔玛2005年在中国采购了180亿美元的商品，直接管理的供应商有6000家，2002年以来三年中大概淘汰了40%左右的供应商，淘汰理由就是因为这些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不达标。

　　第三个途径是建立专责部门、发布责任报告，并通过组织倡议活动

　　比如，在BP(中国)公司内部，企业社会责任(CSR)部、公共关系部和媒体部是三个平行的同级部门，社会责任部主要负责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对中国环境、健康、安全等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及有关的规章规定进行汇编和总结，并每两个月进行阶段性审核和更新；第二，负责协调BP在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上采取的观点和立场，在参与政策性讨论的过程中向公众传达BP的观点；第三，协助执行BP在中国有关企业声誉的计划和项目，包括参与并监督执行BP在中国的社区投资活动。同时企业社会责任部还与BP(中国)公司在中国的下属27个公司设有兼职联络员。在组织企业责任实践方面，巴斯夫资助了金蜜蜂社会责任推广项目，试图与本地伙伴来分享社会责任管理经验。

　　20世纪80年代以前，公众对跨国公司的评价主要集中在经济指标上，如产量、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等。随着人们环保意识、人权意识的觉醒和增强，国际社会纷纷要求跨国公司及其供应商披露环境和社会表现的相关信息。

　　为了记录和展示社会责任建设成果，跨国公司一般均出版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年度报告。

　　目前全球有2000多家企业发表可持续发展报告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报告往往也会披露自身不足之处，以显示改进的诚意。如通用电气曾披露了因为向空气排放废物被罚款100多万美元的事实，耐克的责任报告中不仅公布了曾被视为商业机密的700个供货商的具体情况，还坦承，部分供应商存在着盘剥工人、强制超负荷劳动的情况。

　　编制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可以推动与利益相关者的对话，吸纳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是公司风险管理的有效工具。

　　壳牌中国连续7年在华发布责任报告，将公司发展的重大问题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并对具体项目在实施过程会对中国环境、社会和经济方面带来哪些影响进行分析，来获取不同的观点，从而集思广益。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谢林提出的“谢林定理”所言：“主动约束自己的随意性和自主性，反而会增加自我主动性。”

　　第四个途径是专业化、品牌化的公益活动

　　西方社会具有相对成熟的慈善传统和公益活动经验，包括各类环境和公益组织的作用，跨国公司在华广泛开展了面向教育、科研、环保和健康等公益活动，在活动定位、协调组织、专业管理、品牌推广等方面让国内企业从旁借鉴很多。

　　比如近年来在国内兴起的企业慈善基金也是受到国外相关企业的影响和启发。跨国公司对公益慈善活动有高度的选择性，往往根据其所在行业、专业能力、相关资源和网络来量身打造，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部分国内企业在公益活动和企业运作两张皮、甚至纯粹作秀的弊端。比如强生公司开展的一些社会发展项目，包括西藏母亲健康项目、儿童西部大开发教育项目、艾滋病、糖尿病教育、精神健康教育和其他的母婴项目，及抗击自然灾害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