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恩率领大众成功登临中国，预示着中国汽车市场已经开始进入世界汽车业的视野之中，大众也因此激起了越来越多后来者的效仿

　　《汽车商业评论》记者 马蕾

　　如果从境外投资的角度来看，也许没有哪个企业能够像德国大众那样，更适合以其中国市场开放先入者的角色，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来回望那个时代。

　　1978年，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大幕开启，也正是这一年，时任四机部副部长的杨铿率领的中国第一个代表团访问沃尔夫斯堡，尚处起步阶段的中国汽车业开始了与德国大众的第一次接触，随后，时任机械工业部部长的周子健则将与沃尔夫斯堡的对话往前推进了一步。

　　如果说在1978年开启的沃尔夫斯堡与上海之间起起伏伏的前期会谈中，前德国大众董事长托尼·施米克尔算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那么四年后，真正的德方主角登场了——他就是1982年从大陆轮胎公司重返大众汽车担任董事长的卡尔·H·哈恩(Carl H Hahn)博士，一位颇具全球战略眼光和胆识的跨国企业家。

　　从1982年至1992年担任德国大众董事长的10年间，哈恩勇敢地冲破了来自大众内部的种种障碍，以足够的耐心与前瞻的眼光，与中方的合作伙伴一同成功奠基上海大众与一汽-大众两个合资公司，不仅将这家跨国企业带向了一个新世界，也从客观上使得中国的汽车工业开始呈现出新的气象，而他与另一位中方主角、周子健的继任者机械工业部部长饶斌之间的友谊也成为汽车工业史上的一段佳话。

　　1926年，卡尔·H·哈恩出生于德国凯姆尼茨的一个工业世家，他的父亲是一战后带领奥迪浴火重生的卡尔·哈恩。1954年，28岁的哈恩进入大众汽车公司，5年后，33岁的他成为大众美国的总裁。1973年，哈恩离开大众担任德国汉诺威大陆轮胎公司董事长，花了8年时间，以全新的企业战略拯救了这家岌岌可危的企业。

　　1982年1月，哈恩重返大众担任董事长。与其任命同时到达的是两个需要尽快批示的项目，一个是西班牙西亚特，另一个就是与上海的合作——这是两个看起来都不怎么受欢迎的项目，尤其是中国项目，哈恩遇到的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反对，反对的声音大都集中在中国经济基础太差，合作生产的批量不大，无利可图等方面，其财务总监更是坚决反对这一看起来像个“赔钱货”的生意。

　　而事实上，刚刚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的中国呈现出的的确也是这样一个状态，不仅尚未摆脱计划经济的影子，甚至连各项用来谈判的法律都不具备，以至于当1978年中国向10家跨国汽车公司伸出希望合作的橄榄枝时，几乎没有几家对中国市场感兴趣。而与大众的谈判也多因此而一次次陷入停滞，一拖就是6年。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除去亲自参与中国的每一场重要谈判，哈恩还必须扮演在公司内说服各部门管理者达成共识并且协同作战的角色。而这个时候，哈恩身上具有的风险投资者的品质开始显露出来，他具有前瞻性和开放的眼光，使他拥有了穿越重重困难的表象捕捉机会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