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宏筹备成立了“上海大众振兴中国足球基金会”，并请来了施拉普纳。但是基金会原计划筹资1000万元，却因一些企业临阵脱逃，一年过去了，仅仅到位240万元。这使方宏焦虑万分，心绪极坏。最后，在上海大众的董事长陆吉安的大力支持下，基金会终于成立，但方宏却为此情绪低落。

　　别人不晓的难处

　　身为“上海大众振兴中国足球基金会”理事长的方宏，已深感到做大事的艰难，但这只是促使他选择跳楼的最直接动因之一。

　　方宏虽位高权重，亦有别人不晓的难处。因袭的理性包袱随着他权力的增大而增大。如果将这只包袱抖落开的话，里边原本就有出身、教养、门第等等，现在更添上了地位带给他的尊严，道德的完善以及对某种律令的应顺，对于应付世俗的挑战，方宏显得力不从心。他常对一些知己感叹总经理难当，流露过挂冠之意。

　　一次，他到浙江大学去讲课，一下讲台，就被门外等着的十几个人团团围住，连说带哄，争抢着要他坐进轿车，接他去某个地方，他一个一个回绝了人家，拖妻子回到自己住的房间，关上房门后说：“我实在是怕，这一去，人家开口要汽车，要赞助，怎么答呢？”妻子说：“你板着一张面孔也够吓人的，难道你不可以潇洒点？”

　　还有一次，有几名台湾歌星在上海演出，主办者给大众公司送了些赠券，妻子姚沁薇要了两张，让方宏陪着一起去听。谁知从头到尾，他的脸色老大不高兴，好容易憋到散场，一出门他就对姚说，往后你爱听就自己掏钱买票，别揩公家的油。方宏的清廉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清廉，以至到了容不得半点通融的地步。

　　方宏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他不善言辞，平时也很少有能倾心交谈的朋友；他亦非常清高，尤其看不起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方宏基本没有业余生活，不抽烟也不喝酒，单调乏味，根本就无法排遣心头的郁闷，日积月累，总会有迸发的时候，特别是要将桑塔纳年产量从1992年的6万辆调提到1993年的10万辆，他承受的压力是可以想象的。

　　而当时在工作中，方宏正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上海大众的合作伙伴——德国大众要求上海大众按照合约的规定分红。在同德国大众的谈判中，德方坚持要求上海大众支付外汇(这是合约中早就明确的条款)，而上海大众近来却缺少外汇。

　　上海的外汇调剂市场也因外汇管理状况受到制约，当时的外汇调剂价格(美元对人民币)一直压低在8.20元左右，上海大众很难从外汇市场调入外汇。因此，中方一直要求上海大众在同德国大众的谈判中坚持立场，以人民币支付红利。这在今天根本不是问题。但在当时是一个大问题。这使一向极讲信用的方宏感到十分为难。

　　在他自杀的当天，他所要主持的办公会议则将听取从德国回来的谈判代表的汇报。为这件事，方宏曾向人表示自己头痛极了，但又无可奈何，对此，他感慨万分。

　　有人说“桑塔纳是方宏的命，足球是方宏的魂，夫人是方宏的根”。1993年1月，几十年来与方宏朝夕相伴的妻子，不幸患上肠癌与多发性子宫肌瘤，须动大手术一并切除。自此后，从不失眠的方宏开始寝不安席，精神恍惚。夫人的病给重压之下的方宏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在姚沁薇住院的20多天里，方宏一天不落地来探望。这种细心使他对人、对事、对物往往有着更为深刻的情感体验，同时也加重了他的心理负担。他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每晚都要靠安眠药帮助入睡。

　　再过一年，也就是1994年，方宏就会自然退休，但他没能熬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