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中国入世前夕，有关部门提出在轿车产业“扶植三大”的方针。集中扶植“三大”，说是为了治散。

　　中国汽车产业是半个世纪以来，政府部门行政干预最多、最深的产业。中国当时有近130家经过政府审批的汽车厂，其中半数年产不足百辆。虽然厂家众多，但是竞争严重不足，许多汽车厂已经不造汽车，却死不了，靠倒卖“目录”，依旧过着“八旗子弟”般滋润的日子。没有新陈代谢，没有朝气，以致中国汽车业早过“不惑之年”，却仍属“幼稚产业”。

　　自主品牌在诞生之初，没有今天社会舆论的呵护和主管部门的提倡这样的温暖环境。他们当年是一群“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野孩子，倍受打压。今天能够生存下来的自主品牌，都是其中最顽强，最智慧、最锲而不舍的；加上它们在产品、在人脉关系、在资本运作方面的特殊才干。

　　当时，吉利、奇瑞、中华等一批民营和行业外企业的自主品牌轿车生产出来，却迟迟拿不到“准生证”，上不了“目录”，无权上市。它们不是顶着轻型改装车的目录，就是打通关系，在产地或在个别外地城市悄悄销售。尽管产品物美价廉、尽管环保安全双双达标，尽管受到渴望享受轿车文明的平民百姓的欢迎，但是在主管部门的冷漠和毫不通融中，新产品无法投产销售，自主品牌面临被窒息而亡的境地。

　　吉利打破了原有圈内轿车企业的“价格神话”，造出老百姓能够承受的三万元轿车。在一次和奔驰轿车同台作碰撞试验中，吉利完全合格，然而它的生存却难获准。吉利汽车李书福曾很不服气地说：“美国公司可以在中国干汽车，我一个中国企业为什么却不行？用国家的钱干汽车，赔了可以“债转股”接着干，用自己的钱干汽车为什么却不行？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即使我失败了，也算体现一次公平。”

　　“自主品牌”们不要国家的投资，用自己挣来的钱，千难万难地去圆中国老百姓作了半个世纪的轿车梦。它们无须国家承担投资风险，以全新的市场机制，在当时发挥着搅活中国汽车工业一潭死水的“鲇鱼效应”。创建吉利、奇瑞、华晨的李书福、詹夏来和尹同耀、仰融的名字将镌刻在中国新一代的自主品牌的创业史上。

　　当时，少数有责任感的专家和媒体强烈要求，还汽车工业作为竞争行业的本来面目，在开放中确立大国竞争优势。让一批新兴汽车企业得以“准入”汽车产业，让近百个名存实亡的企业在竞争中淘汰。汽车界一位元老评价说：中国汽车产业历经五十年而长不大，症结就在“只准我干，不准你干”的行业垄断，新兴企业难于进入。

　　然而，直至入世，对各大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汽车业的合资项目悉数放行之后，主管部门才在2002年夏，给自主品牌发放了“准生证”。但是，苦出身也磨砺了自主品牌们的顽强性格和拼搏精神。(文/新浪汽车首席评论员 李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