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由夏入秋，有那么多关系中国轿车业的大事发生。十堰“轿车论证会”；北戴河中央决策建立轿车工业；一汽从大众引进奥迪技术改造红旗……纵横交错，形成中国汽车史的转折点。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造成对于轿车需求量的激增。中国“轿车几乎是空白”的格局，引发了一次外国轿车进口大潮，并于1985年达到顶峰。是年进口汽车34.5万辆，大大超过中国汽车的总产量。两三年间，几十万辆通过合法与走私，源源不断涌进国门，耗用的外汇，相当30年中国汽车工业总投资的两倍多。

　　80年代中期，每年两会，都有主张领导干部乘坐国产车的提案；几次青年学生闹事，也不乏追砸进口轿车的节目。造车，还是买车，已经上升到一个全社会关注的涉及民族自尊心的政治问题，中央决策层开始高度关注。

　　中国汽车人也在暗中进行着生产轿车的谋划。红旗停产后，一汽开始以发展轻型车的名义，开辟占地一万亩的第二厂区建设，并引进美国克莱斯勒轿车和轻型车共用的发动机技术与设备，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立即投产轿车。二汽也进口了多款样车，厂领导周末试驾比较，选择适合开发生产的车型。

　　1987年5月，湖北十堰，受国务院委托，原社科院院长、经济学家马洪主持召开了有主管部门的官员、汽车厂的厂长及一批热心汽车事业的经济学家参加的“轿车论证会”。尽管人们的思路不尽相同，但是，结论却惊人的统一：建议当局立即决策，着手建立中国的民族轿车工业。

　　依托力量的抉择，成为会议争论的焦点。一些综合部门提出，聚全行业之力集中建设一个新厂——专门生产轿车；而作为一汽和二汽厂长的耿昭杰和陈清泰则主张，改革投资体制，变国家“给投资”为“给政策”，依托现有大集团为经营主体，采取留利积累、集股和借贷等方法筹资发展轿车工业。这成为后来实际操作的方案。

　　7月15日，饶斌在一汽的一次大会上说：“我老了，无法参加中国汽车第三次创业，我愿意躺在地上，化作一座桥，让大家踏着我的身躯走过，齐心协力把轿车造出来，实现我们几代汽车人的梦想。”几天后，饶斌在上海发病去世。

　　8月12日，由副总理姚依林主持，李鹏、张劲夫参加，听取了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理事长陈祖涛关于发展轿车的汇报。在此以前，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已经就建立轿车工业取得共识。

　　副总理李鹏在听完汇报说：我讲两点意见。第一，二汽在车型和发动机档次上与一汽、上海拉开，我原则上同意轿车就上这三家，口子要守住；第二，配套问题，不能搞大而全。

　　事后，国务院办公厅拟定了关于发展轿车生产问题的北戴河会议纪要。纪要的第四条是：“今后轿车生产主要依靠一汽、二汽，此外，上海大众公司首先要把国产化搞上去。在全国范围内不再安排新的轿车生产点。”

　　这样，加上已经存在的北京吉普、天津大发、广州标致，就形成了中国轿车工业最早的布局，业内俗称的“三大三小”。

　　1987年11月，大众董事长哈恩访问一汽。当时一汽正准备引进克莱斯勒道奇600轿车生产线，但是自以为胜算在握的克莱斯勒傲慢地提出一个天价；而哈恩灵活地答应把一汽已引进的克莱斯勒发动机装进奥迪100车型中。抓住机遇的耿昭杰用技贸结合的方式引进奥迪技术作为国产中高级轿车的“先导工程”。奥迪也因此取代克莱斯勒，成为一汽的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