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月，骄阳似火，暑气逼人，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的副理事长薄熙永(薄一波之子)和我一起到上海去看望病重住院的饶斌同志。在上海，薄熙永对我说：“发展轿车工业牵扯到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咱们在各个层面的工作都做了，目前中央领导都在北戴河开会，我们正好去直接向中央领导陈述咱们的意见，促使他们下决心。”

　　我一听就动心了，平时中央领导工作忙，找他们汇报很困难，现在他们都集中在北戴河开会，正是找他们做工作的好机会。但中央在北戴河开会期间，那里是不让外人去的，我们住在哪里呢？薄熙永说：“这好办，我父亲住在那里，我去找他的秘书说说就能解决。”结果他通过关系让我们住进了包尔汗在北戴河空着的别墅。

　　北戴河的夏天风景优美，海岸上绿树成荫，辽阔的大海一望无际，清凉的海风一扫盛夏的酷暑，在海边漫步，任海水拍打脚背，整个人神清气爽，舒适无比。我是最喜欢自然风光的，但这一次，我没有心思去欣赏北戴河的美景，我和薄熙永、二汽厂长陈清泰、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的副理事长李荫寰一起开展了紧张的“轿车外交”。可惜的是一汽厂长耿昭杰没有来得及通知，使他错过了这次推动中国轿车发展的好机会。

　　中央领导都很忙，我们能约见的就约见，约不到的就直接到住处找，在路上遇到了就在路上谈，总之，抓紧一切机会做工作。我们到北戴河后首先就去拜望了薄一波同志。薄老对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他多次过问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情况，为我们出主意想办法，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困难。我们这次到北戴河找中央领导汇报，虽然薄熙永做了很多工作，但没有薄老的支持，我们也是难以成行的，所以我们一到北戴河就先拜望薄老。薄老很仔细地听完我们的汇报，点头赞成。薄老是我国的开国元老，当时是中顾委的常务副主任，德高望重，有他的支持，我们做工作时，信心也足了。

　　我们紧接着就向李鹏同志汇报。李鹏同志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直接分管我们，而且他对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非常关注，多次过问我们的工作，听取我们的汇报。他知道我在中国汽车工业的历史，对我的工作很支持，他曾当面对我说：“祖涛啊，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我听你的。”我认为，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信任，而且是对我们整个中国汽车工业界的支持和信任，所以对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问题，我总是主动向他汇报，争取他的支持。这次要推动中国轿车工业发展，是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历史机遇，我们当然需要他的大力帮助了。我们来到他在北戴河的住处，朱琳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几句寒暄后，我们立即向李鹏同志汇报了我们来的意图：中国汽车工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根据汽车工业发展的规律和我们国家的实际，现在是发展轿车工业的时候了，希望中央能够因势利导，研究此事并出台相关的政策，发展中国的轿车工业。李鹏同志很认真地听完我的汇报，又和我们几个人就汽车的一些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大家畅所欲言，气氛非常融洽。最后李鹏同志说：“你们讲的意见很好，在中央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会发言的。”

　　我们的下一个汇报对象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同志。胡启立同志对中国汽车工业也是非常关心的，在这次事关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重要关头，我们需要他的支持。胡启立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很忙，经过和他的秘书预约，在一个晚上，我们到了他那里。和在李鹏同志那里一样，我们先向他汇报了来的目的，然后详细地谈了中国发展轿车工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发展的具体部署和设想等。胡启立同志的思想很开放，对我们的意见和发展思路很赞同。最后他表态：一定把我们的意见带到中央的会议上。以后他又给了我们很多帮助。1988年夏天，我们在农展馆举办中国第二届全国汽车展览会，他不光应邀参加了开幕式，还很感兴趣地看完了全部展览，同时和我谈到中国汽车工业的现状和发展中的问题。我没有料到的是，第二天，他又给我来了电话，对我们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表示支持，令我很受鼓舞。

　　我们的第四个汇报对象是姚依林同志。姚依林和李鹏、胡启立同志有些不同，他听完我们的汇报后，不是立即表态，而是较长时间地沉思。姚依林同志长期抓经济工作，原来是陈云同志的助手，在副总理中，分管经济工作，由于年龄和性格的缘故，他比较严肃，不苟言笑，所以一看他一言不发地沉思，我的心也一下子悬起来，生怕他有反对意见。毕竟中央内部对发展轿车也有不同的意见，而且他是政治局常委，一言九鼎，他要是有不同意见，那我们的工作难度就大了。他不苟言笑，我们也就较拘谨，谈话的气氛比较沉闷。姚依林同志向我们提了很多关于汽车自身以及汽车与宏观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我们都很谨慎地一一做了回答。虽然我们回答很谨慎，但他的问题考不倒我们，我们这几个可以说都是经济和汽车方面的专家，对他提的那些问题，我们早就考虑过。听完我们的回答，他没有像前两位领导那样明确表示支持，而是说：“好，你们的意见我知道了。我们议论吧，我们议论完了以后再定吧。”以后的情况表明，姚依林同志是实实在在支持轿车工业发展的，后来中央关于发展轿车工业的会议就是由他主持召开的。

　　第五个汇报的对象是经委副主任林宗棠。林宗棠是我的老熟人，我在莫斯科读书时就和他认识。后来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我爱人赵淳媛和朱镕基、林宗棠三个人在一个科，袁宝华是处长，我们那时在工作上就有来往，他常常笑我：“祖涛，当年连中国话都不会讲。”林宗棠是中国电力、机械方面的专家，60年代曾担任上海万吨水压机的副总设计师，以后还担任国家航空航天部部长，当时他正分管机械工业。他对我们自己发展轿车工业持积的态度，明确表示支持。

　　在林宗棠之后的汇报对象是计委副主任黄毅诚。我们虽然是熟人，但在工作上都是很讲原则的，比如在北京发展30万辆轿车的事，我找到邓小平同志批了意见，其他很多领导也都圈阅了，但到他那里，他却有不同意见，最后把30万辆项目分成了两个阶段来完成，对此，我记忆犹新，所以这一次关于中国轿车发展的大问题，我一定要找他，要做通他的工作。他听了我们谈的情况后，没有立刻表态，他说：“这件事太大了，牵扯到国家的产业政策，我们要认真研究。”但事后他也是积极支持发展轿车的。

　　我们还找了很多其他部门的领导，他们听了我们的汇报后都很赞成我们的意见。当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对中国轿车发展做了特殊的贡献。他是国务院重要的智囊，也是发展中国轿车工业的积极支持者。他把我们的报告(《关于发展我国汽车工业的建议》)以文件的形式交给了国务院领导。很快，姚依林副总理在北戴河召开了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专门会议，李鹏、胡启立等同志都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我就发展中国轿车工业的设想再次做了汇报。最后姚依林同志在会上宣布：中央决定，中国要发展自己的轿车工业。为了做好这件工作，决定成立国务院振兴汽车工业协调小组，陈祖涛任办公室主任。至此，我国汽车工业基本形成国务院振兴汽车工业协调小组——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企业的领导体制。这个决定太重要了，这是我们这些人和中国汽车产业界全体同志以及全国各界关心汽车工业发展的同志长期努力的结果，也是中央领导把握局势，因势利导，果断决策的结果。至此，可以说中国轿车生产的大门终于打开了。那天晚上，听着北戴河海边拍岸的涛声，我激动得彻夜难眠，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将面临一个新的起点，我的汽车生涯也将开始新的里程。

　　中国自己发展轿车的门虽然开了，但开得很小。北戴河会议上明确规定，全国建设一汽、二汽、上海三个轿车生产点，在车型及发动机档次上具体分工：一汽生产高、中级轿车，排气量2.0以上；上海生产中级的“桑塔纳”轿车，排气量1.8—2.0；二汽生产普及型轿车，排气量1.3—1.6之间。天津、北京、广州三个生产点从进口轿车散件组装开始，逐渐实施国产化生产。除此以外，要严格控制轿车的生产。当时国家担心这个门一开，全国一哄而上。1988年国务院发出通知，对轿车生产实行严格的控制，除已批准的六大轿车生产厂外，不再安排新的轿车生产厂点。这样，在全国就有“三大”轿车生产厂和北京吉普、天津小客车和广州组装的法国“标致”三家生产厂，俗称“三大、三小”，共六家厂生产轿车、吉普车、旅行车，这就是我国在1987年轿车起步时的全部家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