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桑塔纳再次夺得轿车单一品牌销量冠军。这令业界重又关注到市场为何还认老车型的话题,尤其像普桑这种已经卖了20多年的老车型,在当下新车频仍的竞争环境下,居然还那么吃香,以至于上海大众如果没有桑车撑着它在行业的排名甚至都不能想象,这就不能不令人思索了。
有人说,桑车是中国轿车的活化石,认为从这款车身上可以看到中国轿车业、中国轿车使用和消费史的全过程。问题是,桑车作为过去的历史并非过去,现在的也并非现在,它的存在似乎更有形而上的价值。
历史告诉我们,在中国,发展私家车简直是一场观念和体制上的革命。没有桑车,中国的轿车业也许还会推迟几年或更久才能发展,没有桑车的示范效应也不会萌生出“支柱产业”这样沉重的话题,没有桑车更不可能掀起现在的汽车消费热。
大家知道,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到1978年,中国是不允许私家车存在和消费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轿车是一种权利和社会地位的象征,轿车消费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背景和观念下,尽管中国也生产轿车(红旗和上海牌),那都是为官员(包括国有企业的行政领导)而生产的“官车”。即便是这样,红旗也只生产了上千辆,上海牌也仅仅是万余辆,这对一个泱泱大国来说,比例实在是不相称的。
今天我们无需为桑车评功摆好,但我们不能不正视它所引发的上海乃至中国现代化进程。桑车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利用国家允许上海引进一条轿车装配线的机会改造上海汽车厂落后状况。”
这是桑车项目引进的最原始的由头,也是最单纯的想法。
刚从文革过来的上海,当时用得最多的形容词就是“百废待新”。干轿车,这是国家给上海的权利,但无资金和技术。上海人则意识到这是历史的机遇,看到了梦圆轿车的希望。早在上个世纪初叶,一位先哲就说过,上海插一根树桩子也能长成一棵树。当时一位知名的工业家则说,凭他的经验,上海要想干的事没有不成功的。
现实是,当上海以机械部的名义向世界著名的汽车厂商发出邀请合作生产轿车时,反馈的信息告诉我们,人家根本不相信中国能生产轿车,陌生的中国市场几乎被排斥在国际市场视野之外。
日本人在参观了上海汽车厂后说,这是我爷爷辈的生产方式,并以送一条淘汰的生产流水线来示好。
美国人则不屑一顾地提出以零部件换整车的方式进行合作。
法国人说,我们的车不适合在中国生产,这里没有这样的市场需求。
奔驰公司傲慢地认为,与中国现有的汽车产业基础无法合作。
贫穷、落后、封闭,世界就是这样看当时的中国。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确实无法与世界对话,也没有资本与世界汽车交易。
最后是德国大众从战略角度,把上海当作大众进军日本市场的桥头堡,同意与上海合作,并提出了既出钱又出技术的合资方案。
然而,这是一个没有先例也是很难接受的方案。因为当时左的思潮还没有完全从政府部门和人们的思维定势中清理出去。“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汽车企业进行合资搞经营”这样的概念和方式不是一个地方企业和政府所能做得了主的。事情反映到中央,最后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锤定音:“可以,不但轿车可以,重型车也可以嘛。”
政策问题解决了,但合资谈判不等于就此一帆风顺。1983年,中国面临国民经济调整,轿车项目要下马,与此同时,德国大众也面临财务上的困难,谈判陷入了分手的困境。最后还是在有关人员的建议下,合资规模由15万辆缩小为3万辆能力2万辆产能的小项目,上海轿车与德国大众的合资项目得以最终保住。其艰难的谈判过程,一波三折,几度僵局,一谈就是6年多。
“引进一个车型改造一个行业”,“以滚动的模式发展上海轿车业。”
1998年6月期第41页,《汽车导报》首先试驾了桑塔纳2000
这是上海人的生存智慧,也是一种正确的战略决策。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上海人在选择车型时的务实态度和看市场的眼光。从中级车入手,实现高起点、大批量、专业化生产,引进的桑车并不是德国大众最先进的车型(主力车型是家庭轿车),但它是最适合中国市场需求的车型。
当时中国的轿车生产首先是为了满足公商务用车市场的需要,其次才是出租和私人消费,这是一个无法逾越的梯次型转移过程。今天,当桑车经历了公商务和出租及私家车四个过程还宝刀不老。就在大家都认为普桑应该退出市场时,却有相当一部分的消费者还认为桑车使用成本低,售后服务网络健全,在中西部地区,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对此,我们不能不感叹,这是上海人创造的又一个奇迹。
对汽车行业来说,桑车的成功引进对整个中国汽车产业结构的调整起到了示范作用;对地方经济来说,桑车生产拉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效益显著,同时也为现代经济发展的路应该怎样走提供了经验,所以,上海率先在全国把发展汽车业提到“支柱产业”建设的高度来认识。对上海汽车业来说,桑车的成功就是国产化的成功。
现在回过头看上海这20多年来发生的变化,用迅速、巨变等词来形容似乎都不够准确,也许用架在轮子的上海来比喻会更形象吧。
写于2006年8月4日
撰文/颜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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