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万州出租车司机谢兴强的欣喜只维持了几天。从1月17日到2月16日，他开的出租车利润少有地蹿到3260元，之后，收入又会回到以前的二三百元水平。

　　在万州，和谢兴强有着同样烦恼的出租车司机有200多人，他们都是重庆东赢客运发展有限公司万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万州东赢公司)出租车的承包经营方。

　　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这些司机们手中的一份“烫手山芋”——出租车租赁经营合同。

　　2月20日，谢兴强告诉记者，出租车司机们选出的10个代表正在搜集证据，准备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合同天平的两端

　　谢兴强向记者提供了一份他承包的渝AF3832“出租车经营效果月报表”，其中2005年11月17日至12月16日：总收入9030元，维修支出315元，驾驶员工资支出2400元，向公司缴款5400元，各种规费支出705元，实际利润210元。“如果运气不好，维修费支出过大，亏损是常见的事情。”谢兴强说。

　　谢兴强等人于2001年与万州东赢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有效期8年，合同约定租赁方除承担车辆的各种费用，每月要向公司交纳5000至6000元的份钱。

　　合同签订同时，承包方还要向租赁方交纳几万元的风险抵押金。他们多为三峡移民和城市下岗工人，当时万州区出租车仅980多辆。

　　情况从2005年7月起了变化。四年前的个体出租车经营指标之争(相关报道见本报2004年9月29日《重庆万州出租车主诉讼 经营权指标凸现困局》)有了结果，万州区政府提出“3换1”政策，987个个体出租车经营指标置换为271个指标。

　　“出租车数量增加，油汽价格上涨，所有风险都由我们承担，东赢公司收取的租赁费分文未降。”另一出租车承包者郑奎说。

　　而今，这些出租车司机彻底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开下去吧，不仅没有盈利甚至还可能亏本，不开吧，按照当时合同的约定，一次性缴纳的租赁费和风险担保金不退还，这9万多元对绝大多数司机来说，是不可承受之损失。

　　造成今天这种进退两难局面，很多出租车司机都把原因归结为当初那纸租赁经营合同书。“整整6页的合同，没有商量的余地，更不能更改。”一个司机代表说。

　　司机们的代理律师、国浩律师集团上海分所的斯伟江说，在这份格式合同里，不平等条款比比皆是。比如，司机如果逾期10天缴纳月度租赁费，或者连续2次不参加公司组织的安全学习或者车辆月检，或者发生交通事故后24小时内未主动和公司、保险公司联系，没有垫付事故费用的，出租车公司都有权单方提前终止合同，司机缴纳的一切租赁费、履约风险担保金和保证金均不退还。

　　“其实这份合同是将所有的经营风险和经营成本都转嫁给了司机，公司只是坐收渔利而已。”斯伟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东赢公司获得出租车专营指标的成本是5万/8年，购买一辆神龙富康车大约9万元左右。相应的，司机却要一次性支付租赁费67000-75000元不等(租赁期满退还，相当于押金)，以及风险抵押金15000元，此外，每月还要份钱大约5500元左右。只需一年，东赢公司就能收回成本并且盈利，后面的7年就是净盈利。

　　行业之困

　　政府把出租车的专营权转让给圈定的5家公司之后，这个市场其实就是一个垄断的市场，司机们别无选择。而在当初，引入出租车公司取代原先的个体司机，曾被认为是治理万州出租车市场乱状的一味良药。但现状是，原先被寄予厚望的规范没有出现，而且，由于当初政府转让指标的《协议》非常粗疏，对于东赢公司这样转嫁经营风险等行为没有任约束条款。

　　“好比原先政府想引进一条鲶鱼，现在却发现那是一匹狼，在恶狠狠地吞噬司机们的血汗钱，政府却无力赶走这只狼。”斯律师说。

　　放眼全国，万州出租车市场并非个别现象。仅2005年，因为出租车经营权问题，银川、武汉、长沙等地都出现争议风波。今年1月8日，杭州7名出租车司机驾车出逃，希望能拿回押金，终止合同……

　　出租车作为一种公用事业，在乘客—司机这个消费关系中，原先的监督者——政府退居幕后，而人为地增加了一个中间环节——出租车公司。因为经营权垄断，导致这个行业畸形的生态链。

　　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出租车行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明确：所有城市一律不得新出台出租车经营权有偿出让政策，并且政府对于出租车公司转嫁投资和经营风险等行为，要加大监督力度，限期责令改正，逾期不该的取消经营权，并予以处罚。

　　但这个文件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万州区交委运管处客运科科长李军显得很无奈：本事件涉及民事法律关系，作为主管部门，他们的职能与定位，都不便于参与。

　　“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政府是在推卸自己的监管责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君认为，政府引入中间环节后，只需要监督少量的出租车公司，而无须监督数以千计的司机。

　　“目前出租车行业这种运行模式是畸形的，整个出租车管理体制需要彻底的改变。”杨小君说。

　　杨小君认为，出租车运营指标是一种公共资源，并非一种商品，本身不能带来利润，而是政府的一种政策调节手段，通过这种政策调节获取利润，就不符合公共资源的利用原则。”

　　而解决之道也并非没有。“政府在分配指标的时候，不采取圈定5家出租车公司的做法，而是在市场上公开拍卖，让司机们竞购，价高者得。另外对公司与司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制定指导性规范，今天的这一切可能就不会出现。”斯律师认为。(陈欢 吴红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