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他们为何要“砸车”？

　　6月30日凌晨零时左右，在北京朝阳区劲松8区开放式地上停车场，十几个手持铁镐的人不顾管理员警告，将九辆新车或高档轿车砸伤，随后扬长而去。奇怪的是这帮人只砸坏了车，却并没有拿走车内的任何东西，砸车动机不明。目前，警方正在积极开展调查工作。

　　这可能是发生在城市中的一种新的暴力倾向———“对物的暴力”。它也许比一般“对人的暴力”事件更深地反映了当代城市特殊的社会矛盾。虽然具体情况尚未查清，但这种事并非孤立事件。报道这一事件的《北京娱乐信报》，在消息中“时空链接”了此前发生的数件汽车“谋杀案”———都是高档汽车在小区内被砸、被扎、被泼了油漆。

　　这是对不特定对象的敌意，也许可以说，是对财富的敌意。更具体地说，这种财富，不是藏在家里的，存在银行的，而是招摇过市的，而且，它们很可能给他人带来了惊扰、环境的损失和精神上的不舒服———这就是汽车，不是随便当作代步工具的汽车，而是作为财富象征的汽车。因此，对这种财富的敌意，不是表现为抢夺和盗窃，而是表现为警告和挑衅式的毁坏。

　　旅居美国的著名华人评论家梁厚甫先生写过一篇《以放火为娱乐》。这篇文章评论的现象是：“近来美国各大城市，放火的案件日有数起。放火的人，目的并不在于猎取火警的保险费。”作者运用犯罪学中所谓“有偿犯罪”与“无偿犯罪”的概念来分析这种现象，认为：“把犯罪分为有偿与无偿，在社会学上是有重大意义的。社会上如果有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做有偿犯罪的人较多。”“如果无偿犯罪的人较多，则说明这个社会已经不正常了。”梁厚甫对美国社会的分析，不一定适用于中国。但这件事告诉我们，贫富不均，也可能出现“无偿犯罪”。这种“无偿的犯罪”远非“娱乐”，而是强烈的敌意。这种强烈的敌意，同样不能说是正常的。

　　近日中新社的消息公布了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的一份报告：“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与砸车事件相似，在北京的小区里，已经出现了好几起毒死宠狗的事件，这种极端的形式，同样反映出强烈的敌意。

　　解决贫富不均问题不是朝夕可致的；缓解社会敌意的措施，却应该优先着手。其中之一，就是在不同的人群之间建立沟通、理解和表达渠道。有一些敌意，肯定是因为得不到表达郁积而成的，而不仅仅因为相对的或绝对的贫困。砸汽车、扎轮胎、毒死狗，当然也是一种表达，一种极端化的表达，以行为代替语言的表达。它们当然应该用语言的表达来代替。当然，人们自己有没有能力用(理性的)语言来表达，是一回事；是否有容纳(理性的)语言表达的渠道和形式，则是另一回事。从一定意义上说，我相信，“无偿的暴力”，是一个人、一群人表达能力的一种选择；也是一个社会表达渠道不畅的一种反映。

　　总之，在一个因发展而变化，因变化而不适的社会里，在不同阶层、不同人群、不同利益的格局中，语言应该代替行动，表达应该代替暴力。这是一项社会建设，而不仅是治安问题，甚至也不仅是法制建设问题。

　　(作者：马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