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第一代汽车人中的一员，滕伯乐和汽车打交道有50个年头了。从当初不满20岁的“小字辈”到今天的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滕老从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一汽，到完全由我国自主建立的汽车工业基地———二汽,改革开放后引进国际先进轻型车制造技术的南汽，再到服务性的行业组织———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滕伯乐把自己的汽车生涯归纳为领悟人生“三步走”。

　　他说自己很幸运，因为赶上了这个时代，赶上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大发展，赶上了敬业、优秀的长辈和老师，也赶上了志同道合、创新拼搏的群体，使自己能够在求知—磨炼—充电的过程中不断成长。

　　跟随饶斌“小事”见精神

　　1954年，19岁的滕伯乐从上海来到了北国之城长春，在当时一汽厂长饶斌身边，开始了自己的汽车人生。给饶斌当秘书的几年间，滕伯乐亲眼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大厦从一片废墟中一点点崛起的历史，饶斌对事业执着追求的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深深地影响着年轻的滕伯乐。

　　“饶斌身为吉林省委委员和长春市委委员，始终注意把自己置身于企业党委和组织的领导下。企业的所有重大决策，都要提到党委办公会议上讨论。”在滕伯乐的眼中，饶斌是一个始终以事业为重的人，从不拘泥于个人得失。而秘书的身份，又使他有机会了解到许多旁人难以知晓的“小事”。当时那种艰苦创业的精神，也变得更加有血有肉。

　　按照当时一机部的规定，一汽厂长和党委书记的工资是276元，相当于8级干部。而饶斌从东北局调到一汽前，曾担任松江省副省长兼哈尔滨市市长，是6级干部，月工资311元。因此，他这个厂长的月工资就比党委书记高了35元。1956年，国家进行全国职工工资级差调整，饶斌三次打报告给吉林省委和长春市委领导，请求将自己的工资降低35元，最终获得同意。他认为，既然厂长和党委书记是同等职位，就应该享受一样的工资待遇，自己不能特殊。

　　当时正在饶斌身边工作的滕伯乐对这一切记忆犹新：那时的35元可不得了呀！

　　饶斌的工作总结和专题文章，大都亲自动手撰写，很少让秘书代劳。每写一篇文章，他都要反复推敲、字斟句酌。1958年，饶斌撰写的一篇文章要在《红旗》杂志发表。就要开印了，在印刷厂校对后的滕伯乐突然接到饶斌的电话，有几个字要修改。“当时已经深夜了，又是铅印，但我们硬是把已经上机的铅板撤了下来，改好后才重新开印。”滕伯乐回忆道。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工业基地，一汽的建设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而作为企业的领导人，饶斌也始终没有忘记企业的社会责任。如何更好地回报社会，是他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了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在饶斌的倡导下，一汽不仅生产出用于排灌的煤气机，还在春节期间派工人当煤气机手一起支农。“我们过了几个这样革命化的春节。”回忆似乎让滕伯乐又回到了难忘的青春岁月。

　　1959年底，饶斌调到北京，任当时的一机部副部长兼汽车局局长，滕伯乐也随同离开了一汽。让他无比自豪的是，当初可以打野兔的荒山岗已经变成了新中国的汽车工业基地，不折不扣地实现了中央部署的“力争三年建成，出汽车、出人才、出经验”的目标。

　　建设二汽从修路盖房开始

　　如果说一汽的建设还借助了“外力”，得到了前苏联专家的支持，1965年开始组建的二汽，则是完全由我国自力更生建设的一个汽车工业基地。按照规划，二汽要在十堰这片东西长10公里、南北长8公里、由14条沟组成的1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设25个专业厂，形成10万辆汽车的年生产能力。

　　二汽的建设采用了“包建”、“聚宝”的方式，是“老厂包建新厂、小厂包建大厂”。所谓的“老厂”和“小厂”，指的就是一汽、南汽、北汽和上汽的零部件专业厂。于是，许多在一汽共同战斗过的汽车人，又汇聚到了山城十堰。滕伯乐和妻子于淑珍是一机部“双职工下放”，被分配到二汽车架厂参加建厂劳动。

　　“‘双职工下放’意味着不能再回来了，目的是接受再教育。”

　　滕伯乐关于二汽生活的回忆，是从“开山、放炮、修道路，运砖、肩担、盖工房”开始的。从最初的一次只能挑8块砖(一块4斤重)，到后来扁担的一头就能挑10块砖，滕伯乐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一起，都曾经住过芦席棚、干打垒和普通砖房。

　　他清楚地记得，到十堰后的第一个住所就在老乡家的猪圈旁。在十堰渡过的第一个休息日，滕伯乐和妻子步行了10多里崎岖不平的山路，从住地到二汽机关所在地张湾看望老领导饶斌。从位于邓湾的材料码头到张湾的库房，10多里路，滕伯乐和同事们肩扛钢材一步步地仗量过。十堰的山地风化严重，饶斌就用建设一汽的精神，发动大家过“革命化春节”，上山植树。

　　“从车架厂到十堰市里，现在已经是一条柏油路了。”说到那条路，滕伯乐的语气中依然蕴含着浓浓的感情。只有亲身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简单的一句话背后的艰辛和付出。

　　“二汽的建设并不是完全靠人拉肩扛。但在特定的环境下，这也是对人、对创业的一种锻炼。”也许是怕记者误会，滕伯乐又补充了一句。但这种艰辛和付出，恐怕已经让今天年轻的汽车人很难想像了。

　　生命在于运动，协会在于活动

　　改革开放之初，滕伯乐作为一机部汽车总局的借调干部，被派到我国的另一个老汽车基地———南汽，参与了南汽的五省联营、东风的“老八路联营”等工作。其中最为大家所熟悉的，就是依维柯S系列轻型车技术的引进和许可证转让项目。

　　那段时间，滕伯乐一年有半年时间在北京，主要工作就是跑项目。他至今还记得，依维柯项目总共经过了35位国务委员以上领导同志的审核、签批或圈阅。

　　但滕伯乐广为业内外人士所熟悉，还是调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之后。在8年秘书长、4年副理事长共12年的协会工作中，滕伯乐参与举办了海峡两岸汽车界交流，创意组织了行业联合办展，参与主办了国产汽车诞生40周年系列活动。

　　“协会的工作不同于政府，也不同于企业，要以企业为主导，体现民间工作的服务为本。要得到企业的支持，就必须先服务好、服务到位。”

　　滕伯乐告诉记者，他的这种服务观念的形成，得益于在企业多年工作的经历。在二汽，滕伯乐曾在李岚清同志领导的计划处任综合科科长，负责从土建、设备安装、零件调试到正式投产的整体规划的实施。“当时要求服务到现场、服务于一线、服务于基层，对我后来从事协会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自己在企业工作过，所以我知道怎样才能服务到位。”

　　“生命在于运动，协会在于活动。”让深谙协会工作之道的滕伯乐最感欣慰的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不仅做了一些受企业欢迎的事，同时也实现了自主、自养。

　　从协会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滕伯乐又走马上任，担任了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秘书长一职。

　　“委员会有20多位老同志，七八十岁的占2/3。”听说本报在寻访中国第一代汽车人，滕伯乐非常高兴。已经60多岁的他不仅主动帮我们联络了多位老同志，还带着记者去采访，有时一天要连续访问两三位老同志，让我们这些晚辈敬佩不已。

　　“我们应该珍惜老一代人的宝贵资源，让老同志多参与行业的活动。为老同志服务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责任，我把这份工作看作是感谢党、回报社会的一个机会。”他说。

　　“生命在于运动，协会在于活动。”看来，这不仅是滕伯乐对协会工作的体会，也是他汽车人生的一种写照。(孟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