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厂长黄兆銮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每天上午他都会准时坐在“一汽咨询委员会”的办公室里。我去采访的那天下着大雨，黄老依然兢兢业业地守着岗位，风雨无阻。这位79岁的老人看上去很健壮，他称自己现在的工作是“顾问”，并且解释道：“顾问就是回顾总结历史，问心是否有愧。”

　　原本是二汽的人

　　采访在长春工作了50年的老一汽人，记者总是习惯性地问一个问题：“您当年是怎么想要搞汽车的？是怎么来到一汽的？”虽然这些老人的回答各不相同，但基本上都是一开始就作为正式员工来报到的，黄老却不一样，他的“历史”多少有些传奇色彩。

　　他本是广东人，但因在靠近北方的地方长大而不会说广东话；在工厂做了两年工之后就读于天津的北洋大学机械系，才读到三年级就又随第四野战军南下至武汉；叶帅要去广东了，就把广东人都抽了出来带走，有他一个；先到军事管制委员会，再到省委机关，在广东工作了4年，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央命令“技术干部归队”，他就又回到武汉去建设二汽，虽然自称是“丢掉了技术的干部”却从此与汽车结缘；二汽仍在蓝图中，一汽刚刚开工建设，作为二汽的实习生，他被派到一汽。这是1953年8月，他29岁，故事自兹始。

　　“刚到这里的时候是一片荒原，什么也没有，学什么呢？就先去学盖房子吧。一汽成立了一个土建总调度室，我没搞过基建，就到那里去实习。住在一片简陋的小平房里，冬天很冷，每天上班要走近一个小时的路到工地。当时建筑队伍很多，有外地来的安装队、转业的志愿军。我们主要是跑腿，到工地检查施工进度，回来汇报给工程师。这样干了四五个月。”

　　这位拿着二汽工资、一心要“取经”回二汽的实习生，在1955年又成了中国派往苏联的实习生，学的是工具管理，却没有想到，回国后遇到了人生的另一个转折。1957年二汽下马，那里的员工被分流到其他各个单位，他表示要服从组织的分配，一汽的领导孟少农却不干了，他说：“老黄学的这个专业呀，一汽还没有人能干呢，只有他一个，不能放他走！”于是他被“扣下”，这一“扣”就是50年。

　　百年大计，质量第一

　　提起所经历的50年一汽的故事，黄老最先想到的是当年的一次质量事故。

　　“那时候我们提出了‘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口号，所以对施工质量非常重视。在建现在工具厂的厂房时出了一次质量事故，我的印象很深。浇灌混凝土柱子的时候没浇灌好，出现了蜂窝麻面，那个工程师怕挨批评，为了应付检查，叫工人用水泥把面抹上。但是工人却有责任心，将他揭发了。当时饶斌开全厂大会批评这件事情，要求推倒了重来。那是厂房水泥柱子座，工程师当时可能认为不是大毛病，但他那是骗人，抹上了里面也是空的。”

　　确保质量的同时还要抓效率，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建设出合格的厂房，每个人干活都像拼命三郎，但一汽并不鼓励所有的“拼命”，比如违反安全生产操作是不允许的。“在我印象里，上海的老工人很厉害、胆子大。为在房屋柱子上吊钢架，要把上面的螺丝拧紧，他们就爬到十多米高的钢梁上，钢梁很滑，就算是不下雪也难爬，更何况当时还下着雪、结着冰，他们又穿着大头皮鞋。按施工规定要戴保险绳，但那样速度慢，由于他们计件取酬，这些人就不戴，玩命干、抢进度，我们发现了就批评他们。有人喝酒，高空作业我们也不让上去。但军人却不一样，不计报酬，锻造厂是他们建的，基础很深，挖到10多米就出水了，他们一边抽水一边还要把地基做好。几个基础深、难度大的大厂房都是部队做的。”

　　“当时奋战在一汽基建工地上的至少有两三万人，除了转业军人、计报酬的师傅，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义务劳动，省市的机关干部、学生，力所能及地做些简单的挑土和搬运工作，更别说一汽厂机关的那些干部了。”

　　爱唱京剧的江泽民

　　和黄兆銮同车去苏、同车返回的实习生里有一个喜爱唱京剧的人，休闲时，他和黄兆銮一个唱戏一个拉胡琴，渡过了难忘的青春岁月。这京戏和胡琴既给他们带来了快乐，铸造了他们深厚的友谊，也给他们带来了小波折，那个人就是江泽民。

　　“在苏联学习期间，纪念10·1的时候我们没有地方玩，就在宿舍的长走廊里唱京戏，我拉胡琴，他唱京戏。从苏联回来的时候，张琦(工艺处处长)买个录音机，1962年江泽民离开一汽的时候，我们几个人跑到张琦家里唱京剧，录了下来。张琦开玩笑说：‘下面请江泽民老板唱《捉放曹》，请黄兆銮老板拉胡琴。’在旧社会，唱戏的人都被叫做‘老板’。后来文革中张琦被斗，自杀了，抄家的时候发现了这盘带，造反派说我们要当‘老板’，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我和江泽民因此都挨了斗，怎么解释也没有用，那时候他在武汉的研究所当所长。后来张琦的孩子把带送给江做纪念了，他还特意打电话告诉我这件事。”

　　“他是个很念旧的人，当年在动力处工作，后来回一汽的时候，特意到他的动力办公室看看，把老工人找来了，还都能叫上名字。有时回来还找几个老朋友聊聊，特意叫我们带着胡琴去。”

　　认为自己不是企业家的一汽厂长

　　黄老说自己的一生总有机遇：“我在工具厂一直干到1978年，改革后让我当一汽副厂长，干了几个月，李刚调到北京了，他一走就把我给推上来。我是不懂汽车的人，当厂长后，就办了个‘厂长学习班’，业余时间让各个专业厂的厂长都来，请人讲专业知识，谈谈遇到的问题，大家利用学习班的机会交流一下怎么当厂长。结果让国家经委发现了，把这个学习班变成了一个研究会，这就是后来的‘企业家协会’、‘企业管理学会’。我这一生就是机遇，从广东到二汽、留下来、当厂长，都是机遇。”

　　这位打造了“企业家协会”前身的一汽老厂长，却说自己不是企业家，又说自己现在只想做个老“伙计”，坚决支持年轻人的工作，老人的谦虚中有坦然和淡泊。在大时代中，很多人都会得到机遇，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握好它，无论是为国家还是为自己。50年后的今天，当这位老人作为时代的见证人被采访的时候，这样的开朗和谦逊足以说明：回顾总结历史，他无愧于机遇，无愧于心！

　　黄兆銮，1924年出生，1946年入北洋大学学习，1949年随军南下，1955年4月赴苏实习。回国后曾任一汽工具处处长，一汽副厂长，厂长等职。(本报记者胡轶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