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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总结历史,问心是否有愧--访一汽原厂长黄兆銮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7月13日 16:21  中国汽车报

  老厂长黄兆銮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每天上午他都会准时坐在“一汽咨询委员会”的办公室里。我去采访的那天下着大雨,黄老依然兢兢业业地守着岗位,风雨无阻。这位79岁的老人看上去很健壮,他称自己现在的工作是“顾问”,并且解释道:“顾问就是回顾总结历史,问心是否有愧。”

  原本是二汽的人

  采访在长春工作了50年的老一汽人,记者总是习惯性地问一个问题:“您当年是怎么想要搞汽车的?是怎么来到一汽的?”虽然这些老人的回答各不相同,但基本上都是一开始就作为正式员工来报到的,黄老却不一样,他的“历史”多少有些传奇色彩。

  他本是广东人,但因在靠近北方的地方长大而不会说广东话;在工厂做了两年工之后就读于天津的北洋大学机械系,才读到三年级就又随第四野战军南下至武汉;叶帅要去广东了,就把广东人都抽了出来带走,有他一个;先到军事管制委员会,再到省委机关,在广东工作了4年,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央命令“技术干部归队”,他就又回到武汉去建设二汽,虽然自称是“丢掉了技术的干部”却从此与汽车结缘;二汽仍在蓝图中,一汽刚刚开工建设,作为二汽的实习生,他被派到一汽。这是1953年8月,他29岁,故事自兹始。

  “刚到这里的时候是一片荒原,什么也没有,学什么呢?就先去学盖房子吧。一汽成立了一个土建总调度室,我没搞过基建,就到那里去实习。住在一片简陋的小平房里,冬天很冷,每天上班要走近一个小时的路到工地。当时建筑队伍很多,有外地来的安装队、转业的志愿军。我们主要是跑腿,到工地检查施工进度,回来汇报给工程师。这样干了四五个月。”

  这位拿着二汽工资、一心要“取经”回二汽的实习生,在1955年又成了中国派往苏联的实习生,学的是工具管理,却没有想到,回国后遇到了人生的另一个转折。1957年二汽下马,那里的员工被分流到其他各个单位,他表示要服从组织的分配,一汽的领导孟少农却不干了,他说:“老黄学的这个专业呀,一汽还没有人能干呢,只有他一个,不能放他走!”于是他被“扣下”,这一“扣”就是50年。

  百年大计,质量第一

  提起所经历的50年一汽的故事,黄老最先想到的是当年的一次质量事故。

  “那时候我们提出了‘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口号,所以对施工质量非常重视。在建现在工具厂的厂房时出了一次质量事故,我的印象很深。浇灌混凝土柱子的时候没浇灌好,出现了蜂窝麻面,那个工程师怕挨批评,为了应付检查,叫工人用水泥把面抹上。但是工人却有责任心,将他揭发了。当时饶斌开全厂大会批评这件事情,要求推倒了重来。那是厂房水泥柱子座,工程师当时可能认为不是大毛病,但他那是骗人,抹上了里面也是空的。”

  确保质量的同时还要抓效率,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建设出合格的厂房,每个人干活都像拼命三郎,但一汽并不鼓励所有的“拼命”,比如违反安全生产操作是不允许的。“在我印象里,上海的老工人很厉害、胆子大。为在房屋柱子上吊钢架,要把上面的螺丝拧紧,他们就爬到十多米高的钢梁上,钢梁很滑,就算是不下雪也难爬,更何况当时还下着雪、结着冰,他们又穿着大头皮鞋。按施工规定要戴保险绳,但那样速度慢,由于他们计件取酬,这些人就不戴,玩命干、抢进度,我们发现了就批评他们。有人喝酒,高空作业我们也不让上去。但军人却不一样,不计报酬,锻造厂是他们建的,基础很深,挖到10多米就出水了,他们一边抽水一边还要把地基做好。几个基础深、难度大的大厂房都是部队做的。”

  “当时奋战在一汽基建工地上的至少有两三万人,除了转业军人、计报酬的师傅,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义务劳动,省市的机关干部、学生,力所能及地做些简单的挑土和搬运工作,更别说一汽厂机关的那些干部了。”

  爱唱京剧的江泽民

  和黄兆銮同车去苏、同车返回的实习生里有一个喜爱唱京剧的人,休闲时,他和黄兆銮一个唱戏一个拉胡琴,渡过了难忘的青春岁月。这京戏和胡琴既给他们带来了快乐,铸造了他们深厚的友谊,也给他们带来了小波折,那个人就是江泽民。

  “在苏联学习期间,纪念10·1的时候我们没有地方玩,就在宿舍的长走廊里唱京戏,我拉胡琴,他唱京戏。从苏联回来的时候,张琦(工艺处处长)买个录音机,1962年江泽民离开一汽的时候,我们几个人跑到张琦家里唱京剧,录了下来。张琦开玩笑说:‘下面请江泽民老板唱《捉放曹》,请黄兆銮老板拉胡琴。’在旧社会,唱戏的人都被叫做‘老板’。后来文革中张琦被斗,自杀了,抄家的时候发现了这盘带,造反派说我们要当‘老板’,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我和江泽民因此都挨了斗,怎么解释也没有用,那时候他在武汉的研究所当所长。后来张琦的孩子把带送给江做纪念了,他还特意打电话告诉我这件事。”

  “他是个很念旧的人,当年在动力处工作,后来回一汽的时候,特意到他的动力办公室看看,把老工人找来了,还都能叫上名字。有时回来还找几个老朋友聊聊,特意叫我们带着胡琴去。”

  认为自己不是企业家的一汽厂长

  黄老说自己的一生总有机遇:“我在工具厂一直干到1978年,改革后让我当一汽副厂长,干了几个月,李刚调到北京了,他一走就把我给推上来。我是不懂汽车的人,当厂长后,就办了个‘厂长学习班’,业余时间让各个专业厂的厂长都来,请人讲专业知识,谈谈遇到的问题,大家利用学习班的机会交流一下怎么当厂长。结果让国家经委发现了,把这个学习班变成了一个研究会,这就是后来的‘企业家协会’、‘企业管理学会’。我这一生就是机遇,从广东到二汽、留下来、当厂长,都是机遇。”

  这位打造了“企业家协会”前身的一汽老厂长,却说自己不是企业家,又说自己现在只想做个老“伙计”,坚决支持年轻人的工作,老人的谦虚中有坦然和淡泊。在大时代中,很多人都会得到机遇,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握好它,无论是为国家还是为自己。50年后的今天,当这位老人作为时代的见证人被采访的时候,这样的开朗和谦逊足以说明:回顾总结历史,他无愧于机遇,无愧于心!

  黄兆銮,1924年出生,1946年入北洋大学学习,1949年随军南下,1955年4月赴苏实习。回国后曾任一汽工具处处长,一汽副厂长,厂长等职。(本报记者胡轶坤)

(编辑:赵广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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