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总要面临很多选择。

　　50年前，西湖边上的一个热血青年坚定地选择了北上，从杭州到长春、从长春到天津……

　　50年的岁月轮回，如今，这个青年已经成为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

　　蓦然回首，他和他所代表的一代人已把全部的青春年华献给了中国汽车。

　　今天，在中国汽车工业诞辰将近50年的日子里，记者有幸和老人一起重拾他生命里一片一片落叶，体味一段鲜活的汽车人生。

　　一个富家子弟的人生选择

　　“当时中国的重工业在东北，我们又都是学工科的，看到国家建设需要人才，我和一大批同学就选择了东北，我的三个志愿全部填了东北。”在汽研中心家属区，朱老师的书房里，他的回答还是不能揭开记者的疑问———为什么一个从小在风景如画的杭州长大的孩子竟然对遥远、寒冷、贫瘠的东北有着如此深厚的向往？于是，记者试图通过他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经历寻找他毅然北上的动力。

　　朱老的父亲家是当时扬州八大盐商之一，母亲家是盐官，两家都很有钱，父亲毕业于南洋工学也就是现在的上海交大，母亲上了私塾，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4岁时，父亲送给朱德照一辆儿童汽车；6、7岁时家里买了轿车，晚饭过后，父亲就带着孩子们去兜风，朱德照总是坐在父亲旁边，一边欣赏风景，一边看父亲如何开汽车，童年的生活让小朱德照和汽车结下了不解之缘。用朱老现在的话说：“我从小就很喜欢汽车。”

　　朱德照8岁时，全家人为了躲避日本侵略，逃到了云南，在那里，朱德照进入了教会学校，接触到了西方文化和音乐。16岁，朱德照回到杭州，继续在教会学校深造。19岁，他考上浙江大学，在机械系主修内燃机动力专业，课程涉及许多汽车专业的内容。

　　19岁之前，朱德照和他那一代青年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变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与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一样，所有知识青年的心里也荡漾着巨大的波动———中国的青年应该做出什么样的人生选择？根据朱德照的家庭环境和他所接受的教育，他的人生选择应该是多样的。

　　“说句老实话，如果不解放的话，肯定出国了，当时我爱人已经考取了美国印地安那州的圣玛利亚女子大学，但是解放了，共产党来了，新中国成立了，这种念头就没了。”朱老说出了他的心里话，“那时候，国民党很腐败，我父亲在铁路上工作，工资一发下来就要去换‘大头’，当时通货膨胀现象严重、经济形势很不稳定。国民党撤退的时候到处去抢东西。共产党则完全不同，5月3日杭州解放，解放军进城之后从来不敲老百姓家的门，由于没有地方住，下雨的时候只能睡在门廊下面。纪律之严明让人感动。”

　　应该说，从杭州解放的时候，朱德照就坚定了留下来建设祖国的决心。1952年大学毕业，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他们来到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东北。1953年3月，他来到了长春，开始了漫长的汽车生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首先是一个爱国青年，然后才是一位汽车工业的创建者。

　　遥远而清晰的记忆

　　“有些东西现在想起来好象就是昨天的事情”，朱老的话引起了记者的兴趣，在这位73岁老人的记忆里，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这样遥远而又异常清晰。

　　“条件很艰苦，当时的长春就是一块空地，什么都没有，我们住的地方只有用草垫子搭的地铺。但是，那时候的学习劲头真是足，我相信这个年代的人不会有那样的劲头。”

　　从1953年3月到7月15日的奠基，朱德照和他的同事们忙着一汽的筹备工作，从苏联来的大量资料全都是俄文。“我们当时住在市里，离厂区很远，因为宿舍的条件很差，根本没法学习，我们技术处的人一般学到晚上9点半之后才离开厂区，厂里专门有一趟车等着我们。要学的东西很多，俄文要学，设计要重新学，制图都不一样，苏联用第一象限，我们当初学的是第三象限，完全反过来了。所有的东西全都要从头学起，有很多东西要翻译。”

　　“后来，我们住的地方近了，一个原来的日本兵营经过重新修整后，成了我们的宿舍。春天，由于房子只有一个顶棚，没有天花板，晚上回去之后床上覆盖了厚厚的一层灰，冬天非常冷，厕所是露天的，零下30多度的天气上趟厕所简直太痛苦了。搬过去之后，宿舍到厂区步行只有半个小时的路程，不用等班车了，我们晚上常常看书到10点、11点多钟。有一次，夜里11点钟的时候，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差点遇到狼，那叫声离我很近，真是太恐怖了。”

　　从那以后，学习的地点从厂区搬到了宿舍，学习的时间又在向后延续。

　　“我们就趴在床上，用一个饼干筒当凳子，用床当桌子，每天看书都要到晚上11、12点，饿了就从饼干筒里拿点饼干。当时，我23岁，我的同事支德瑜已经30出头了，但是学习的劲头一点不比年轻人差。”

　　创业者的激情与豁达

　　朱老把他们这一代汽车人的精神概括为四个字———“艰苦创业”。记者同时感到的是这一代创业者的激情与豁达。

　　“创业一定要有大无畏的精神，不怕困难、见了困难就上，多大的困难都要克服。一定要有吃苦的精神，吃苦的范围是很广的，不仅仅是少睡觉，吃不好这么简单。只有经历了创业的艰苦才能体会到创业的乐趣。”

　　物质条件是艰苦的，但生活却充满了乐趣。“比如说学俄文，今天我背了三百个词，一检查没有漏掉几个，这就是乐趣。这个礼拜决定翻译两份东西，然后我提前完成了，这也是乐趣。我负责的零件开始调整生产了，我设计的零件做出来了，注册合格了，新车下线了，每一步都有具体的目标，每实现一个目标就是一份乐趣。”

　　从1953年到1984年，在一汽工作的将近32个年头里，朱老从技术员到工程师再到高级工程师，最后成为一汽的副总工程师，从设计技术工作到技术管理工作，他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地走过来了，这期间也有过一些挫折，文化大革命初期朱德照被贴了很多大字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走白专道路”，不过，他没有气馁，因为他坚信社会是要进步的，祖国是要建设和发展的，这就必须要靠过硬的技术，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偷偷地看一些国外的杂志，丝毫没有耽误业务。

　　1970年露天采矿需要大吨位的自卸车，由于美国和苏联的封锁，中国必须靠自己把这种叫做“390”(载重60吨的矿用自卸车)的车搞出来。由于当时提倡“设计革命化”，于是一个由14个人组成的设计小分队卷起铺盖奔向本溪南芬的露天采矿基地，当时离春节只有一个礼拜。

　　这次出行让已进不惑之年的朱德照异常高兴，他似乎找到了当初创建一汽时的干劲和热情，文化大革命浪费的时间一定要补回来。在南芬的40天里，14位设计师和工人师傅们同吃同住，简陋的房间只有一张可以容纳14个人睡觉的大炕和几张小学生用的课桌。每天早上8点，他们和工人师傅们一起跑车，记录下工人的具体要求；晚上，他们的设计工作总要持续到凌晨两点。由于一天没有吃一点荤菜，甚至连白菜熬土豆都没有放油，干到夜里12点的时候，饥饿难耐的他们总是要啃啃硬邦邦、冷冰冰的窝窝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14位设计师在短短的40天里，画出2000多张图纸。

　　“这些设计的困难之处就在于：你根本没有见过这种车子。它跟我们搞的解放牌和红旗轿车完全是两个概念，比如一根转向拉杆就重达60公斤，一个人都扛不动；在设计上，我们还采用了很多新结构，如动力转向、油气悬架、液力传动等等。”

　　设计只是开始，更加繁重的工作让朱德照和他的同事们在之后的一年时间里忙得不亦乐乎，基本上没有一天能睡6个小时以上。“设计之后，马上试制，所有的零件都要现做，一个直径两米一的轮胎需要我们先做模子，然后到橡胶厂量身订做。”

　　1970年的12月31日，当“390”一次试制成功的时候，所有的苦和累全都忘了，剩下的只有喜悦。回忆在一汽激情燃烧的日子，朱老说还有两件事很有成就感：1956年7月，第一辆解放车如期下线；1958年的8月底红旗轿车试制成功。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时代的变迁让一个热血青年、成为一位出色的设计师，又成为一位汽车工业的老前辈，不知他的思想是否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我们那个年代是计划经济，现在是市场经济，这个里面很多变化，很多人的价值观念都变化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价值观念很难再变化了。”

　　1984年，54岁的朱老被调到天津，成为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的创建者之一。刚到天津的时候，朱老一个人睡在办公室里，从来没有12点钟之前睡过觉。到北京办事，他不舍得坐单位的汽车，经常都是早晨4点多钟起床，吃过早餐之后，搭早上头一班火车，因此有人说他有权不会用，也有人对朱老说：“您好歹是个局级干部，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朱老总是说：“现在是创业期，要学会艰苦奋斗，把每一分钱省下来用到建设中去。”看来，有一种东西已经在他的心里根深蒂固了。

　　朱老退休以后，不乏汽车企业高薪聘请，但他都拒绝了，因为他觉得汽研中心是他亲手建立起来的，要把余热用于中心。朱老总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留一点东西给后人，所以前几年便开始编制一本中英文汽车词典。每个月，朱老都要仔细阅读8本国外主要的汽车杂志，精心挑选一些新词汇，这些词汇在现有字典上也查不到，所以必须联系上下文吃透意思，然后给它一个确切的中文定义。这本英汉汽车词典不仅仅包括技术词汇，还有汽车营销、管理、金融等词汇，是一本综合性很强的词典，一共15万字条，花费了朱老将近三年的心血。虽然编字典没有多少经济效益，但却是朱老的一个心愿。

　　朱老的大儿子是美国东北大学的数学博士，现在美国密歇根州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他没有选择到公司里拿高薪，而选择了做学问的道路，这多少受到父亲的影响。

　　对于物质生活，朱老的要求不高。“我的退休金是不多，但是够用了。”他曾经非常希望有一辆自己的汽车，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位干了一辈子汽车的老人也没有如愿以偿，用他自己的话说———“小时候开老子的，老了开小子的车。就是没有一辆自己的车。”

　　退下来之后，有人说朱老亏了，有人说他现在的房子太拥挤。“人家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种了几棵树，而且我看到了树荫下有人在乘凉，这让我感到很欣慰。”他总是这样知足常乐。

　　如今，朱老和相濡以沫50载的老伴幸福地生活着。都说落叶归根，但是这位出生在杭州的老人，却将根深深地扎在了北方———他生活了大半辈子，干了一辈子汽车的地方。(本报记者何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