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时被一汽“扣留”了

　　作为曾经主管中国汽车工业的最高领导者，老部长何光远讲话的真诚和直率，让记者感到吃惊。说起进入汽车行业，他觉得有点偶然性，说：我是被一汽扣留的。

　　何老出身于“土八路”，喝的却是洋墨水。他15岁在晋察冀边区当兵，先在军校学军事，后来分配到冀中军区兵工管理处工作，全国解放前夕，组织上为培养人才，把一批年轻的同志送到晋察冀工业专科学校学习，何老也是其中之一。1949年他随解放大军进北京后，又被组织上安排参加大学考试。

　　何老报考的是华北大学工学院，这个大学是重工业部办的，是从解放区搬来的。何老说，报考这个学校的动机是：这个学校对基础知识的要求不会很高。听他这样坦率地道出当年的真实想法，令记者觉得与他谈话是一种享受。他考取了“备取生”，就是“候补生”，只能等正式录取生有不上这个学校的，才能递补上去，如果正式录取的考生都上了学，“备取生”就没了上学的机会。结果，他上了机械系。

　　1950年，国家准备派他去捷克留学，他说，我的水儿太浅，没敢去。1951年，经过两年的刻苦努力，他的学习跟上了，觉得不难了。这时国家派出大批留学生去苏联留学，他也“一块儿去了”。

　　5年留学，印象最深的：一是没有俄文基础，直接同苏联同学一起编班学习，困难很大，二是在工厂实习中看到的大规模现代化工业生产真好，今后我们的国家也会这样。何老学的是金属压力加工专业，在莫斯科和高尔基两个汽车厂实习的也都是锻造。

　　1956年学成归国，分配到洛阳拖拉机厂。洛阳拖拉机厂正搞土建，还没建成，他便被派到一汽去实习。到一汽第二个月，赶上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下线。那兴奋劲好长时间都平静不下来。何老说，咱的一汽比苏联的莫斯科、高尔基汽车厂漂亮得多。巧的是一汽第一任厂长郭力是何老在晋察冀边区兵工处的老领导，一听何光远学的是锻造，立刻如获至宝，说：锻造专业，国内最缺，你干脆留在这儿吧。这一句话，何光远就被一汽“扣”下了。

　　他在一汽出了名

　　从锻造技术员干起，干到技术科工艺组长、技术科长、锻造分厂副厂长，1963年当上锻造分厂厂长。在这期间，有两件事使他在当时的一汽出了名，一是科学管理，二是保护知识分子。

　　他得了个外号叫“何管理”，就是善于抓管理。抓劳动纪律、抓工艺纪律、抓质量、抓文明生产，把锻造分厂抓成了一汽的标杆厂。他最大胆的举动是推行了计件工资制，这使劳动效率提高了一大块儿，也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罪状之一。

　　他当技术科科长时，赶上反右。旁边一个分厂技术科有9个人，抓出了3个右派。锻造分厂技术科有30多人，出身不好的、说过过头话的人都有，可一个右派没抓着。至今，许多当年在何光远保护下幸免于难的技术人员说起这段经历，仍然感慨万千。可何老却很平静，他说，为人处事，要实事求是，人家没干坏事，你干嘛要把人家打成坏人。接着他话锋一转，说真正保护住那些知识分子的是分厂老主任陈子良，他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没有他，说不定我先成右派了。陈子良是38年前的老革命，在延安时期就当过厂长，资历老，地位高，说话管用。他保护了分厂的知识分子，也保护了何光远。

　　文化大革命时，何老受到了冲击，经受了磨难，一汽的生产经营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1974年，何老被结合进锻造分厂革委会任副主任，管生产。1975年，他被调到铸造分厂当革委会主任，和他同时调来的还有两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徐元存和耿昭杰。徐元存当过总厂宣传部长，做思想工作很有一套，外号叫“徐马列”，调铸造厂任党委书记。耿昭杰抓工作雷厉风行，因为干工作性子急，外号叫“耿着急”，调铸造厂任党委副书记。

　　当时铸造分厂是一汽生产的瓶子口，产品质量不行，产量也不行，往往是铸出来的工件还没晾凉，就被下边的分厂拉走加工去了。

　　三个人面对的现实是：工人们思想混乱、劳动纪律涣散、工艺纪律废驰。生产满足不了总厂的要求，造成一汽有多少铸件装多少车的被动局面。工人上班，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个操作工，往冲天炉里加料，手里捧着小说，脚底下踩着开关。料斗上去了，料倒进了冲天炉，他的开关还踩着呢，牵引料斗的钢丝绳断了，料斗也进了冲天炉。

　　何老的第一炮是整顿劳动纪律，随后是抓工艺纪律。一次，车间出了一起工伤，急需用车送往医院，却怎么也找不到司机。后来批评这个司机，他还振振有辞。何光远收了他的驾驶证，将他调离了汽车班，让他到车间去搞铸造。这一下，他在铸造厂有了名，厂里的歪风邪气也被镇住了。经过三个人的默契配合和领导班子的努力，铸造厂很快从一汽的瓶子口变成了一汽的火车头。

　　我是给汽车工业打毛坯的人

　　此后，何老被一机部部长周子健点将，调到文革后一派混乱的长春拖拉机厂当厂长，经过两年的整顿，使长拖变了模样。在他50岁的时候，成了长春市副市长，后任农机部副部长、机械部部长等职。对于在部长任上，他对汽车工业的贡献，他不肯再说，自喻为：我是个给汽车工业打毛坯的人。

　　干汽车工业的人要有志气

　　在采访的最后，何老动情地说，我很热爱汽车这个行业，很关心这个行业。我国汽车工业从1953年建一汽，3万辆的生产纲领，发展到去年的325万辆产量，是一汽建厂纲领的100多倍，成绩很大，但还不理想。

　　何老认为，影响汽车工业更快发展的原因有几点：一是我们的产业定位一直没搞清楚。是支柱产业、是制造业、是加工业、是高新技术产业，说法一直很多。它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什么地位认识一直不统一。这个产业提供的产品是为什么服务的也不清楚。长期以来，我们把汽车当做生产资料，当做运输工具、当做战备用品，只搞卡车，很少搞乘用车，基本不搞轿车。这与现在所提倡的考虑人民衣食住行的思想不搭界。二是在我国工业系统中，除军工外，计划经济模式的桎梏对汽车工业影响最大，管理体制对汽车工业的制约是最大的。汽车工业的领导体制、管理体制的变化是最多的，这也伤了汽车工业的元气。

　　他认为，汽车工业的发展，要注意解决好几个问题：一是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要加强自己的开发力量，创造自己的品牌、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要有不服气、不怕难的志气；二是营销服务的建设要跟上行业发展的需要，跟上人民的需要，政府不该管的就不要管，该支持的就要坚决支持。要把汽车工业发展起来，必须有个好的市场，这要靠地方政府的支持，靠中央政府的帮助。(本报记者韩兴华 沈承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