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有条新闻很令上海想买车的人堵心。上海私家车牌照拍卖价格又创新高。尽管11月份上海已放量拍出3200张私车牌，但最低价格也达到3.08万元。这意味着，如果买一辆普通桑塔纳，上车牌的花费将占到总购车价的1/4。

　　不过，面对一路上扬的私车牌价，销售商自有对策。为了保持汽车销售量的增长，促进生意尽快成交，一些销售商积极向购车者游说：“上外地牌照，少花钱，一样在上海市内开。”

　　在北京，只要有足够的钱、有能够停车的证明以及对交通拥堵的耐心，就可以幸福地开车，所需牌照费用只需144元；在南京，私车增长速度惊人，而车牌价却是一路下调，目前南京办理私车牌照也只要124元；在杭州，今年5月1日正式取消1万元的私家车上牌费。

　　以上海的3万多元比照南京与杭州的100多元，消费者的市场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购买外地车牌也有麻烦，比如一到年审，就得开车到南京、杭州去。但是，在购车者看来，比起3万元的高额车牌费，这点小麻烦还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两三个小时的车程，就赶到了两个著名旅游城市，权当作一年一度的出游。其实，上海购车者还不用去那么远，只要到与上海比邻的嘉定、苏州就可以搞定了。

　　上海限制私家车牌发放已有3年，其限制消费政策引起颇多争议。而在私车牌的收与放之间，上海何尝又不是面临着两难选择呢？

　　维持现有的限制政策？这显然无法应付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并且，上海车挂外地牌现象不可避免会对限制政策造成冲击。在对私家车消费政策上，如果上海一直如此“孤独”下去，恐怕一方面税收可能流失，另一方面，交通也未必就能得到缓解。

　　打破政策限制？上海的交通建设速度之快已经令人惊奇，但再快也比不上汽车消费的增长。更何况，这将与上海市内以公共轨道交通为主的发展思路相左，也不符合人们日益提高的人居环境要求。

　　解决这个问题，无非有两种选择，行政的，或者是市场的。而城市交通涉及社会公众利益，单纯的市场调节不现实，也不可能。我们必须依靠行政调控，以尽量能够在市场消费需求、产业发展需求、城市建设、地区间经济利益，以及社会不同收入群体的不同利益需求之间寻求平衡。

　　从目前来看，周边城市与上海在“私车牌收与放”上的政策，不说是对抗性的，也是相左的。由此甚至产生了一个市场的“灰色地带”———一些汽车销售商利用地方政策上的巨大落差，开假证明、买假的车辆保险单，并借机收取高额服务费。

　　有小道消息说，为了应对“上海车挂外地车牌”现象，上海可能采取限制外地车上市内高架道路。这就是对抗性的政策带来的对抗性的措施，想来，这是空穴来风。且不说，这不符合上海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且，这样的做法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因为，它无法区分哪些是挂外地牌的上海车，哪些是真正到上海办事的外地车。这样单纯从保护本地车的局部利益出发的行政控制手段，看似给挂了外地车牌的上海私家车以“惩罚”，可以保护地方利益不受侵犯，实质是给对外经济大流通设置了屏障，反而会对本地经济和周边城市经济发展造成伤害。

　　怎么解决？这可能需要区域间各经济体共同协调。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区域经济寻求一体化道路的今天，涉及区域间经济利益的“私车牌收与放”的行政控制手段的选择是一个智慧命题，因为，微观的“私车牌照收与放”的问题，隐藏着区域经济政策协调的宏观经济问题。互补的经济政策有利于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合作，是在做经济加法，而对抗性的经济政策很可能是减法，甚至是除法。一地简单、粗暴的行政控制手段很容易形成地方保护壁垒，对整个区域经济造成伤害。这种现象不只体现在“私车牌收放”上。(郝洪)

　　《国际金融报》(2002年12月02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