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得沸沸扬扬的武汉砸大奔事件，似乎不了了之；珠海和东莞的法院也以“程序存在问题”而决定“延迟审理”消费者诉奔驰轿车质量纠纷案。

　　然而事情却不会因此而结束，奔驰公司已经开始考虑利用法律手段解决这一问题。而“奔驰受害者联谊会”也表示将会在3.15期间酝酿“声讨”活动。

　　就在各新闻媒体都处于观望事件进一步发展的时候，一位记者却开始着手准备促成一个“研讨会”，以奔驰事件为背景，请有关专家就中国如何与跨国公司打交道、我国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进行研讨，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渠道。

　　这位记者是《中国经济时报》的许晖。

　　近3年多时间里，在几乎所有有关奔驰质量纠纷的事件里，始终都有许晖的身影。许晖从事新闻工作已经9年，7年前她还获得了律师资格。具有记者和律师双重身份的许晖，不仅对奔驰事件进行了大量的报道，而且在“奔驰”与消费者、消费者和消费者、消费者和有关专家之间起到了沟通作用。

　　奔驰事件不是偶发事件

　　武汉砸奔驰的事件，引起了许多媒体的关注，一时间出现了大量的报道。有人认为，车主在炒作，媒体在炒作，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在煽动民族情绪。

　　“在此之前，我就对“奔驰”的质量及‘奔驰’的态度、解决渠道等进行了很多的报道。砸奔驰事件不是偶发的、单纯的事情，这里有消费者权益问题，有日益国际化的中国与跨国公司如何打交道的问题，有如何建立健全我们的法律法规的问题。”许晖告诉记者，“我们没有炒作，如果非要说成是炒作，那也是有意义的炒作。我们也从来没有从煽动民族情绪出发来报道这一事件。”

　　武汉砸奔驰的事情发生后，许晖一点也没有感到意外。她告诉记者，她和一些与武汉奔驰车主有相同遭遇的奔驰用户，早就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许多奔驰车主早就有了与武汉车主同样的情绪。

　　早在1998年许晖就开始关注奔驰的质量问题。

　　1997年8月，宁波的乌根祥的亲属驾驶一辆奔驰S320在高速公路行驶时，与一辆重载中巴车追尾相撞。由于气囊未打开，造成乘员严重受伤、毁容。后经国内多家权威机构鉴定，原因是奔驰车本身质量问题所致。车主先后多次与奔驰公司交涉，遭到拒绝。

　　许晖与乌根祥及对事故进行鉴定的专家进行了接触，也采访了消协等有关部门。许晖说：“对当时的鉴定和消费者反映的‘奔驰’的态度，我是不太相信的，因为‘奔驰’毕竟是一家声望很好的公司。我觉得应该冷静地判断，报道也必须做到客观公证。”但直到今天，许晖一直没有看到问题解决的结果。

　　1999年1月，深圳的车主蔡壮钦21岁的儿子驾驶奔驰S320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发生交通事故，车头被撞烂，但安全气囊未打开，其儿子死亡。

　　(上图：被严重撞坏，而气囊没有打开的奔驰车)

　　许晖在调查采访中惊奇地发现，两起事故的车型一样，而且是同一年出厂的，在两起事故中，同样是气囊没有打开。后来又了解到，同类事故还在衡阳和汕头发生过。而江苏无锡的孙泳伦的车却在没有发生任何碰撞的情况下，气囊却又莫名其妙地自动展开，险酿大祸。对于这些事故，奔驰的态度同样是“不存在质量缺陷”。

　　职业的敏感和责任心，促使许晖开始了深入的调查，并推出了一系列的报道。在这个过程中，许晖接触了许多对奔驰质量存在疑问的奔驰车主。

　　在采访珠海一奔驰车主孙勇驾驶奔驰SEL300途中后桥莫名脱落、一年未出检测结果的新闻时，许晖和《南方日报》的一位记者顺路到深圳探望了痛失爱子的蔡壮钦。许晖说：“看到受到很大刺激的蔡壮钦，我们的心情很沉重，蔡壮钦当时对打赢官司很有信心，我们也希望能尽快看到解决的结果。”

　　在不断深入的采访中，许晖接触到的奔驰事故越来越多，如今已经有二十多起投诉奔驰事件，没有一件得到合理解决，这让许晖产生了许多的困惑。她认为，消费者发生过激行为一点也不偶然。

　　在武汉砸奔驰事件之前，就有消费者想以激烈的行为来抗议奔驰。1998年，乌根祥就已经公开表示：“如果奔驰公司再不正视这一产品质量问题，我们就将这辆破车拉到全国巡回示众。”在2000年的北京车展期间，乌根祥、蔡壮钦、孙勇三位消费者甚至打算，将三辆奔驰车放上同一辆卡车，两辆车头稀烂而气囊没有弹开的车在两边，后桥脱落的车则竖在中间。乌根祥说，“奔驰公司的汽车展览会办到哪里，我的车就跟到哪里，他展览，我也展览。”

　　许晖说：“尽管大闹车展的事情没有发生，消费者克制了自己的情绪。但这说明，在与奔驰发生纠纷的消费者中，普遍存在着怨气。消费者在实在找不到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做出了过激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

　　在东莞和珠海，许晖亲眼目睹了法院由于“送达”等原因，状告奔驰而不能开庭的情景。

　　2001年11月13日，蔡壮钦手里紧攥着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传唤通知书愤怒地说，“怎么说不开庭就不开了呢？这上面可盖着法院的公章啊！”这已经是蔡壮钦递交的第五次起诉状，每次都是由于“程序问题”——不是被告的“名称不符”，就是对送达方式有异议，而不能开庭。到场的其他一些与奔驰发生纠纷的车主，也显得情绪激动。在强烈要求下，审判长当庭进行了解释。许晖告诉记者，当时，当事人及家属情绪非常激动，当场与法官进行争辩，为维护法庭尊严，审判长多次发出警告。具有律师资格的许晖说：“在法庭上出现这样的争吵，法警一般都要干涉的，但那天法警也表现得非常客气，显然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影响。”

　　2002年，相同的一幕又在珠海上演，黄冠状告奔驰公司案，原告在没有得到提前通知的情况下被临时告知不能开庭，原因竟与东莞奔驰案如出一辙：奔驰公司坚持诉讼文书必须通过外交方式送达。黄冠激动地说：“看！这就是奔驰要我们走‘正常途径’的结果！”

　　许晖说：“亲眼目睹了消费者通过正常渠道无法解决问题的愤怒情绪，就不难理解他们中间一些人做出的过激行为了。”在武汉砸奔驰的事件发生后，她曾和许多与奔驰发生纠纷的消费者进行电话联系，许多人的态度都是一致的，“终于有人站出来了。”大家都感到很解气。

　　情绪化对骂是怎样形成的

　　武汉砸车事件发生后，许多媒体表示对事情的发生感到震惊，用了“一件绝对令人目瞪口呆的事件”、“举世哗然”等语句。一些官员、专家和消费者也认为“车主不够冷静”、“应该通过正当渠道解决问题。”

　　奔驰公司的反应更令人吃惊，竟用了“非理性”、“谴责”、“荒谬”等字眼来指责用户。奔驰同时指责媒体“对这一荒谬的行为进行炒作”。

　　有媒体认为，“奔驰砸车”事件正在演变成一场情绪化的对骂。

　　许晖认为，许多人仅仅是看到了“砸奔驰”这一单纯的事件，没有全面地了解分析事件发生的原由和事件产生的真正意义。她告诉记者，许多消费者都希望通过正当渠道来解决问题，几乎所有与奔驰发生纠纷的消费者都首先和奔驰进行了沟通，在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有找消协的、有到法院起诉的、有先找消协再到法院起诉的，但都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砸奔驰实在是无奈之举。

　　“在武汉砸奔驰事件之前，我就类似的问题写了那么多文章，都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一直到有人真的砸车了，才引起重视。大锤砸在奔驰上，砸出了许多隐藏的问题。”许晖的话似乎更倾向于消费者。

　　在许晖的报道中，反映消费者的声音较多。许晖告诉记者：“在奔驰的纠纷中，我有很多困惑，非常希望能从奔驰公司得到答案。”

　　与奔驰打交道的消费者大多认为奔驰的态度“傲慢”，“毫无诚意”。许晖认为，并不能说奔驰对这些纠纷不重视。她每次与“奔驰”联系，“奔驰”都会认真对待，她发给“奔驰”的传真，“奔驰”的员工会加班加点在最快时间给予回复，可不知道为什么，“奔驰”总是避重就轻，不正面回答，答复中空洞的资料性的东西多，实质的内容少，“我想得到的东西总是得不到。”

　　(上图：奔驰发给许晖的传真)

　　与对消费者冷漠的态度相比，许晖的报道则显得倍受“奔驰”的重视。2000年春节刚过，“奔驰”负责安全事故的经理和技术人员从德国赶到北京，在亮马桥大厦的“奔驰”的一个机构里约见了许晖和另外一名记者，对事故原因进行了解释，并现场进行了演示。

　　许晖当时提出，宁波发生事故时，德国的技术人员始终强调，驾驶人没有系安全带，强调安全带的作用。在深圳事故时，气囊没有打开，可安全带却收紧了。那么安全带和气囊之间是否有联系？德国技术人员肯定表示：“两者是相互独立的系统。”许晖认为两次说法难以自圆其说。

　　为此，许晖又采访了交管部门、爆破专家和气囊专家。许晖说：“现在我都快成为半个气囊专家了，可还是没有弄明白‘奔驰’的气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许晖还多次向“奔驰”的负责人提问：“在中国销售的奔驰车的品质与其它国家是否一致？在中国出现事故需要通过什么渠道？“奔驰”高层员工无一例外地只强调奔驰公司悠久的历史、奔驰公司在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地方提供的都是最好的产品和服务，却从来没有正面回答问题。

　　“奔驰”始终表示，奔驰汽车不存在任何缺陷。可又不肯拿出合理的解释和鉴定，消费者的官司一打就是几年。这种态度，消费者是难以接受的。“这是导致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

　　在亲历了多次状告奔驰却由于送达、“奔驰身份不明”而不能开庭的事情后，许晖向“奔驰”进行了咨询。得到的答复，除了对奔驰公司的介绍外，提到“不同机构有特定的工作领域及内容，具体问题包括法律问题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确定负责的相应机构。我们一向积极配合法院及其他政府机构的工作，及时向其提供有关负责机构的相关信息。”

　　许晖说：“即便是‘积极配合’，原告至今仍不知送达对象是谁，诉状又该送到哪里。”

　　(上图：奔驰质量纠纷引发官司的部分法律文件)

　　许晖的报道显然引起了“奔驰”的不满。许多“奔驰”的记者招待会开始不再请她，但她只要知道就一定会到场。“奔驰”对许晖的个人情况显然也进行了了解，一次，许晖对一位“奔驰”人士电话采访，对方说：“我们知道你是位法律专家，还有律师资格……”

　　许晖对记者说：“我虽然有律师资格，但并没有从事法律工作，更提不上是法律专家。但我在报道中，尽可能做到客观公正，绝不会触犯法律禁区。”

　　但许晖也承认，在采访消费者的时候，的确通报了其他消费者的遭遇和“奔驰”纠纷的解决情况，也提供了相互的联系方式。许晖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消费者之间能够很好交流，促使问题尽快解决。她并没有煽动什么。

　　抵触情绪不能解决问题

　　武汉奔驰被砸事件发生后，奔驰公司将这事上升到了这样的高度：“我们希望王先生的行为不会给正在进行国际化的中国造成不良影响。”

　　“奔驰”认为，尽管目前还没有影响“奔驰”的销售，但武汉事件对“奔驰”已经产生了影响。显然，“奔驰”对武汉消费者的做法是非常恼怒的。

　　也有报道认为：“如果此事不能妥善解决，也有可能演变为两国政治事件。”

　　而更多的中国消费者却认为，如果相同的事情发生在欧美，“奔驰”是不会这样处理的，奔驰在歧视中国客户，上升到了“民族感情”的高度。

　　许晖说：“有民族向心力是很正常的，只要我们不是无端的抵制。”她告诉记者，与对奔驰有纠纷的车主接触中，她感到，这些人都是讲理的，都是一些成功人士，他们提出的要求都有让人可以理解的理由。但目前这些消费者的抵触情绪很强，这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央视《实话实说》栏目播出奔驰事件的话题后，有与奔驰发生纠纷的车主认为不够客观，录制过程中，一些消费者的言辞被删掉了。许晖对这些车主说，节目的制作是很客观的，央视的节目不应该也不可能有倾向性，在节目中，“奔驰”和消费者的态度都反映得很明确。媒体报道目的都是为了纠纷的合理解决。

　　许晖说：“尽管我的报道中，消费者的声音多一些，但对于‘奔驰’每一次积极的态度我都从正面给予了的报道。其实，‘奔驰’、消费者和媒体的目的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促使问题的解决。”

　　事实上，“奔驰”在没有给半路抛锚的消费者提供代步工具等方面，确实与国外的服务存在差异。但许晖还是认为：“奔驰事件更多的还是厂家与消费者之间的纠纷，不能靠情绪化的对抗来解决问题。砸奔驰不是事件的出发点，更不是结果。”

　　许晖在与“奔驰汽车质量问题受害者联谊会”的成员接触中，明显感觉到，这个组织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对奔驰的抵触情绪也越来越大，今后‘声讨’活动也肯定会越来越频繁，影响越来越大。

　　但这不太可能演变成国与国之间的对话。毕竟事情没有到无法解决的地步，而且，中德两国一直是非常友好的。“把问题上升到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事件，没有理由也不应该。”

　　许晖还向记者透露，有一位消费者与“奔驰”的纠纷事实上已经通过其它渠道得到了解决，她没有过多宣传这件事，她的态度是：能解决一个是一个。

　　在3年多时间的调查采访中，许晖感到，在与跨国公司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的确存在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市场经济还在发展过程中，法律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运行规则还需要理顺。

　　“尽快解决奔驰事件，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思路。”许晖说，“但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双方都要放开抵触情绪。其实问题也不是不能解决的，关键在于双方都要有解决问题的态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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