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轿车水平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与国际先进相比差距还很明显。其中，最大的差距是缺乏国际竞争力。这是为什么？10月15日，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科技干部局局长金履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轿车工业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根源在“高起点”。

　　本报9月24日所发题为“中国本可以不被牵着鼻子走”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科技干部局局长金履忠打来电话，表示完全支持报道中所持的 观点，还以特有的视角，简要地谈了他对中国轿车工业发展问题独到的看法。10月15日，记者如约前往国家科技部研究中心，就中国轿车工业发展问题，采访了现任该中心顾问和研究员的金履忠先生。

　　“高起点”带来的轿车车型不合中国国情

　　按照“高起点”的原则，中国就应当生产当代发达国家的中档轿车和中高档轿车。其售价为每辆十几万元至几十万元。

　　金履忠认为：“和家用电器一样，轿车是生活资料。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其生产发展战略时，应按市场需求，根据多数人的购买力来确定其主流产品的档次。”

　　发达国家的轿车工业都是从低档车起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国家从人民的日子过得不富裕这个实际情况出发，继续大量地发展微型轿车生产。

　　20世纪60年代之后，欧洲人民逐渐富裕起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万美元以上，中档车(即相当于中国每辆售价为十几万元的轿车)才成为欧洲汽车工业的主流车型。

　　雷诺、雪铁龙、标致、大众、欧宝、菲亚特等当代世界著名的欧洲汽车企业都是从微型轿车起家的。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企业的中高档轿车生产才逐步地发展起来了。

　　200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800美元，仅为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

　　金履忠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高起点’地生产轿车，严重地脱离了国情，大大地超越了人民的购买力水平。”

　　上海桑塔纳、一汽捷达、神龙富康、一汽奥迪和上海别克都是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中档或中高档车型，并且是中国有关方面直接从发达国家照搬过来的。这些轿车在中国的售价都在10万元以上。在发达国家，这样的售价仅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可是在中国，这样的售价约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20倍。

　　严重脱离中国国情的“高起点”所带来的恶果是“销售不畅”。2000年，中国轿车产量不过60万辆，其中真正进入家庭的不过30万辆；平均1万人拥有汽车不过130辆，仅为世界平均数的十分之一。

　　“我国轿车产量总是上不去，也就不足为怪了。”谈到这里，金履忠发出疑问：“为什么农用车年产量上升得很快，已经达到300万辆？为什么摩托车、家用洗衣机、电冰箱、空调器的年产量上升得很快，均已超过了1000万台？为什么彩电的年产量上升得很快，接近4000万台？”他用手指把桌面敲得咚咚直响：“不就是因为它们的价位适应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购买力吗？！”

　　“高起点”彻底抛弃了中国原有的轿车工业基础

　　实施“高起点”的轿车工业发展战略之前，中国已有较好的轿车工业基础，生产着“红旗”轿车和上海牌轿车。之后，中国直接从国外引进轿车产品，另起炉灶，建立轿车生产厂，“红旗”轿车和上海牌轿车便相继被迫停产。这样一来，中国原有的轿车工业就被彻底地抛弃了。

　　金履忠说：“与世界同类名牌轿车相比，红旗牌轿车、上海牌轿车确实落后，但也不是很落后。其落后的原因不是技术人员无能，而是缺乏改进资金。”

　　“我认为，抛弃上海牌轿车和老红旗轿车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紧接着，他将中国轿车工业、中国船舶工业和中国飞机制造工业的发展情况加以对比，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过去，中国的船舶工业很落后。但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有关方面并没有因为要引进国外产品和技术，就抛弃原有的基础、另起炉灶；而是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在原有的基础之上进行不断改进。现在，中国船舶工业发展形势很好。国产船舶还出口到一些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不断提高，今年可望超过10%。在世界船舶工业大国中，中国已经跃居第3位。

　　中国早就研制出大飞机，并且试飞成功，受到了国外飞机专家的高度赞扬，连美国航空局都承认中国研制的大飞机与他们的大飞机完全一样。后来，这样好的基础也被有关方面莫名其妙地给扔掉了，中国只好从国外进口大飞机。

　　金履忠说：“如果国家投入一定的资金，让企业对‘老红旗’轿车和上海牌轿车进行改进，那么，其档次和水平就能不断提高，并有可能达到国外同类车的标准。”

　　“高起点”捆住了中国自主开发轿车技术的手脚

　　中国的轿车企业几乎都在“高起点”的原则之下，走上了中外合资的道路。

　　“中外合资办厂，是否就能换来先进的汽车技术呢？”金履忠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右手一摆说：“事实并非如此。”

　　金履忠曾经带领一班专家，对程控交换机、移动通信设备、数控机床、芯片、软件、钢铁和轿车等产业，进行了深入的技术创新战略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合资企业中，外方提供给中国的技术，大多是已经进入成熟期甚至已经开始衰退的技术。比如，某中外合资汽车企业所引进的车型刚一投产，外方母公司就把这个车型给淘汰了。在其后的十几年里，外方母公司这一品牌车型经历了4次换型，包括两次大改和两次小改。但该中外合资企业将所引进的车型生产了15年，还是老样子；直到1997年，才出了一个新车型，但改动不大，没有什么质的飞跃。

　　“外方从保护并扩大其自身利益出发，不愿培养一个竞争对手，便千方百计地‘剥夺’引进方的自主开发能力。”为说明这一点，金履忠举出了大量的事例。

　　如某中外合资汽车企业的外方迫于中方的压力，勉强同意中方建了一个技术开发中心，但其实际作用并不大。其合资车型改型时，以外方母公司和它在巴西的分公司为主，中方只作为一个“小字辈”参加进去。1999年，中方又花1亿美元买了外方的图纸资料来转型生产。但外方已将这个图纸变成产品生产了若干年，实际上净赚了中方1亿美元。

　　金履忠说：“‘高起点’束缚了中国自主开发和创新汽车技术的手脚，造成中国轿车工业长期缺乏以市场为导向、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指导思想。”

　　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不可丢

　　在现在和将来的世界上，一个国家没有技术的独立，就不可能有经济的独立，也不可能有政治上的独立。金履忠进一步强调：“有关决策人一定要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定要有一种起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一定要树立起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应当尽快制定出正确的决策，为中国汽车技术开发能力的培养服务。”

　　“要想作出正确的决策，就必须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走独立自主、自立更生、自强不息的道路。”金履忠进一步指出：“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就应当扶植和鼓励汽车企业开发排量在0.8升以下(有人认为应更小一些，因为日本微型车排量在0.66升以下)的微型车。这样的微型车既可以是轿车，又可以是货车。”(本报记者姚福泰)

　　《中国汽车报》(2001年10月17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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