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扬：自主竞争力不足 股比现在不能放

　　施行10年的汽车产业政策走到了关键节点。从2004年到2013年，中国汽车业从小到大，多年蝉联全球最大新车消费市场，却未能实现从大到强的梦想。这在很大程度缘于汽车产业政策落后，无法适应当前行业发展需求，未能起到应有的引导作用。

　　中国汽车业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政策修订应关注哪些主要领域？汽车行业格局是否将就此产生重点变革？新浪汽车邀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扬，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朱华荣，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王志乐做客“三言二拍”栏目，邀请寰球汽车传媒总出版人、《汽车商报》总编辑吴迎秋主持，畅谈产业政策走势。

　　以下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扬现场讨论实录：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扬在“三言二拍”录制现场

　　汽车强国核心是有世界水平中国品牌

　　在各种场合，董扬已经多次明确反对放开合资股比。在“三言二拍”节目录制现场，董扬进一步阐释了其观点，认为虽然国际化是发展潮流，但目前中国品牌还不具备在完全开放环境中与跨国公司竞争的能力，认为合资股比现在不能开放。

　　董扬：各位网友大家好，很高兴在这个时候新浪有这样一个机会，我和各位专家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我对于股比不能放开，主要有这么几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汽车产业不是一般的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汽车产业对于经济的拉动，对于科技的拉动，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都是高于其它产业的。直到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德国、日本这些国家，也包括我们的近邻韩国，都是非常非常重视汽车产业的，汽车产业对经济影响太大。所以，应该不能够把汽车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变成一个依附于外国的仅仅是参与一部分国际分工的这样一个产业。而且根据我自己的看法，部分国家陷入中等发达陷阱，产业也很大，也有很多汽车的生产，为什么经济上不去，这和他们支柱产业不在自己手里或者不由自己国家的资本来主导，非常有关系。所以，我认为汽车产业是转型升级，实现中国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对于它的政策制定要非常非常谨慎。我认为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都需要依赖于汽车产业的发展，汽车产业对相关产业的带动，汽车产品的使用，使得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升级。

　　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大家都埋怨中国汽车大而不强，其实我想对于中国汽车怎么叫强的观点大家争议并不大，我认为建成汽车强国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品牌，或者叫自主品牌，这样才是我们的强。我们仅仅能够生产很多汽车、销售很多汽车，实话说这是老百姓的功劳和整个国家经济的功劳，因为经济发展，因为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大家买车，而不是中国汽车产业做到了什么。所以，中国建成汽车强国的核心是中国品牌要能够跻身于世界品牌之林，这样的情况下才算是汽车强国。但是这样一个目标，如果现在就放开股比，我认为不利于这个目标的实现。

　　首先市场竞争问题，尽管李书福先生讲过，他不怕外资，他怕国有，如果放开之后，国有企业可能完蛋了，但是他会更加强大。我不认为这样。现在我们以轿车为例，70%多的轿车是合资企业生产的，合资企业生产，大家再不满意，合资企业生产它保持着国内公平竞争的局面，合资企业在中国生产，因为中方也有50%，没有低价倾销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轿车的整车主要都是外资控股，它完全可以对于中国品牌，比如说吉利、长城、比亚迪，实施低价倾销竞争，或者切掉供应链，其它公司不赞成向它供货，甚至高价收购你的品牌，像在其他的一些消费品领域，外国大公司都做过的那样，如果现在股比放开，让我们民营的自主品牌的企业直接面对国际大公司的全方位的竞争，极有可能形势比现在恶劣得多。这还只是说到民营的中国品牌。国有的中国品牌，今天朱华荣在这儿，实际上现在国有的中国品牌是利用合资来反哺自主品牌，无论是上汽、一汽、东风、长安、广汽、北汽都是这样，如果合资企业外资控股，你得到的利润的比例，和合资企业输送技术骨干来支援自主品牌，都会受到更大的限制。其实我反对调整股比最大的原因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当然我还要说明一下，现在我们的汽车大企业，特别是大的汽车国有企业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应该是解决问题，而不是下大药给它治死了算。所以我不赞成现在放开合资企业的股比限制。谢谢。

　　主持人吴迎秋：我们把刚才董扬秘书长讲的东西浓缩一下，变成几个关键点。第一，首先董扬秘书长明确表示不赞成现在就放开股比。这是一个核心观点。理由是，第一个因为汽车产业和别的产业不一样，它是一个支柱产业，对经济的影响和带动作用很大。所以，在没有准备好之前我们要慎重。第二个概念，我们现在中国汽车强国的核心点，就是要有世界水平的汽车品牌。卖多少车，买多少车是经济层面，但其实产业的标志来说是要有品牌。所以，现在放开不利于这个目标的实现。第三个观点，他不同意李书福讲的不怕外资就怕国有，他认为一旦股比放开，外资有可能采取一些不公平的手法，反而直接导致自主品牌会有更大的压力。

　　董扬：这个地方我还想补充一点，尽管我和李书福对于股比放开的意见不一致，但是股比放开对国有大型企业及汽车企业的伤害，我们俩的看法是一致的。我认为伤害会很大，他也认为伤害会很大。只不过我认为伤害是坏事，他认为伤害是好事，只是这一点差别。

　　主持人吴迎秋：完全放开之后对于民营来说不一定是好事，这是第三个观点。

　　第四个观点，我们现在谈的中国品牌，也就是自主品牌，现在国有大企业的自主品牌是在反哺，如果股比放开以后，利用合资品牌反哺自主品牌资金和能力会削弱。

　　这是董扬秘书长不赞成股比放开的四个核心观点，他也认为现在大家谈的可能赞同放开或者有一些不同意见，可能在于对国有企业的不满意，过程当中几十年保护以后……

　　董扬：怎么还不行？

　　主持人吴迎秋：狠铁不成钢的一种不满意，他认为这是讨论怎么去解决国有企业如何把它干得更好的问题，而不是现在来解决股比放开的问题。

　　董扬：它不好不等于给它一个猛药把它治死了算了。

　　没有脱离国家利益的跨国公司  也没有绝对公平的市场

　　针对支持开放合资股比的主要理由：国际化，董扬认为，目前的汽车企业中无论拥有怎样的跨国发展模式，仍然没有脱离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并且，也没有哪个国家政府在市场政策上做到了完全公平。

　　董扬：我觉得王教授的全球理论，趋势方面我是同意的，但是我认为用这个理论解释现在我们可以放开，或者不求所有，但求所在，这个在实践中有差异。差异在，名义上本国公司发展为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发展为全球公司，但是现在大部分在中国投资的外国公司有些具有的全球公司的属性，有些全球公司的属性还不明显。我举一个极其明显的例子，日本在中国合资的整车企业，以采购日本的零部件为主，韩国在中国投的整车公司，以采购韩国体系的零部件为主。他们公司在这个行为中间，明显拉动和自己亲近，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公司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绝不是非常公平的。而且在前两年日本地震的时候，我向日本汽车工业协会提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我有私心，日本那个地方灾害不断，现在在中国也挺大了，能不能就此把你的芯片厂、高级、精密的东西迁到中国来，中国需要进一步开放，其中一个方面，原来向中国进口的东西挪到中国来，结果石沉大海。我侧面打听，日本死活不往中国放，他把你搞太全了。这里面尽管有王教授的全球理论，而且这个理论在道理上、趋势上我是同意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方向是上这样。但是我觉得现在用这个理论完全指导我们的政策，实际上和实际操作上有一些问题。

　　第二个反驳王教授的关于品牌问题(的观点)。我们现在也有生产引进的产品，也有生产自己开发的产品。我在博客里面写了，一个产品在整个过程中间，有不同的贡献和不同的利润。每一段有每一段的贡献，开发有开发的，工厂建设有工厂建设的，制造过程、零部件采购、销售、售后服务，一个外国品牌在中国生产，利益的大部分是进到了外资企业，当然这里面还有一部分，如果就整个生产过程，国家得了大头，政府的税收是大头，利益分配上，整车是对等的，引进零部件包括防备和管理系统都是人家的。但是中国企业中国的品牌，同样自己干不成，也要借鉴外国的，能用就不借，中国的比例就多得多。对经济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我认为在全球化的趋势过程中间，经济的博弈、利益的博弈是存在的。不管是谁，现在我所能看到的美国政府、日本政府、韩国、德国、俄罗斯，一定程度上我觉得不包括中国，他们都是考虑利益的。即使是美国，他在政府采购中间，他不遵循普惠制的原则，必须是美国制造。这里面的利益的博弈是存在的。就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这些来看，我觉得总是打打谈谈，又讲公平规则，又照顾了大家，又考虑自己，这实际上是一种判断的问题。如果从道理上来讲，肯定是打的道理也有，谈的道理也有，如果只有打的道理，肯定没有谈，如果只有谈的道理，打不起来。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谈，什么时候讲开放，什么时候讲自主，这是一种领导的决策的判断。我们现在之所以讨论这些，我们都不是决策者，我们只是想通过讨论，把这个道理讲出来，希望让决策者明白。

　　现在坚决不同意放开  决策不能脱离生产力现实

　　尽管董扬也同意未来汽车产业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是必然趋势，但针对现阶段产业政策的制定，其明确表示，针对现阶段我国汽车产业生产力的弱势现实，不能放开合资股比。

　　主持人吴迎秋：按照王教授讲的，全球化的进程当中，10年的变化是非常快的，给不给你那么多时间。

　　朱华荣：现在我们更多的是说的汽车这个产业。教授站的层面更高，涉及到其他的，整个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对世界的承诺等等。这个产业角度说看，肯定是有不同的结论的。纵观历史和我们现状，是这么个情况。

　　董扬：我不愿意顺着你这个话题说。你这个话题就变成了王教授、书记、董秘书长都同意放开，我们是讨论现在要不要放，虽然说都同意放开，和现在要不要放，把这个讲出去以后，就变成了谁不放谁傻瓜，你放得慢谁保守。所以我不愿意顺着你说。

　　回忆当年，加入WTO，外经贸部问我，汽车准备的方案是什么？我们最低限度是什么，最高限度是放什么，把这个给了他，他谈判不考虑最低限度，直接把最高放出去，还不行，还得拿一点。如果我们把主题变成就是要放，尽管王教授从你的角度说，你作为学者来说，放和放不一样，有有序的问题。但是我非常担心，这个话题到了政府某些官员手里，他也不考虑这么多，他也不懂，他会说连董扬都说放，我们就放一点，我工作好做。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讨论的是汽车外资、限制、放开。肯定有利有弊的，从不同的讨论来判断。如果我们今天是开一个小组会，讨论怎么样学习、贯彻某某全会的精神，我们一定得出一个一致意见来，坚决拥护。如果我们是讨论一个产业、讨论某一个政策倾向的利弊，不要一定要放开，大家都同意，无非是快慢而已，这样的结论不好。

　　我觉得一项政策的采取，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他们对我也有一个表述，我讲的和王教授讲的，本质上差异是不大的，但是描述上的话，我现在宁可采取和他们不同的表述。我们要牢记一个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策是什么？政策是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一些成分。它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超前是不可以的。

　　这个事情对于有些部门的同志是有意见的，列宁讲过，有些真理超越一步就是谬误。

　　主持人吴迎秋：我说今天讨论要不要放开，大家一致认为放开是大趋势，但是你说不能这么说，这么说，有些人理解可能就是放开。但是反过来说，你宁愿说，今天就讨论今天要不要放，今天你肯定不能同意放。

　　董扬：我不同意今天放。

　　我现在最想说的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到2200万，已经和全世界有密切联系，当前这样一个阶段中国汽车产业自身的利益已经不是最重要的或者不是最迫切的，我现在完全可以按照国家和人民的需求来发展汽车产业，国家和人民需要我们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样一句话在以前，在汽车产业很弱小的时候我们不会这么说，我们有自身的利益。但是现在中国汽车产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高度重合，我们愿意按照国家利益的方向和人民需求的方向去做任何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