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限购政策急转弯始末：或已征求厂商意见

　　每经记者 郭荣村 发自广州

　　6月30日晚上9点多，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澎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得知一个始料未及的消息：广州从7月1日开始对汽车进行增量限制了。

　　当晚，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也听到这个消息。一向自诩同广州市交通委员会(以下简称广州市交委)关系密切的他，此前竟没听到半点风声，“一下子都反应不过来了”。

　　随后，整个广州城不出意料地陷入了一场“抢车大战”。潜在购车族主动浮出水面，连夜奔赴各大汽车经销店，赶在限牌令正式实施前购车。

　　疯狂购车的结果是，有经销店一晚的销量抵得上此前一个月。

　　令韩志鹏感觉戏剧性的是，今年年初，广州市主要领导还言之凿凿地对他表示，“广州汽车不限购”。仅仅半年，汽车政策便出现大逆转。

　　这半年时间里发生了什么？究竟是什么因素让打造“中国底特律”的广州突然“壮士断腕”，以控制汽车上牌量的方式治理交通问题？这会对集中在广州的各大车企造成怎样的影响？

　　政策“突袭”

　　去年年初，彭澎和另外几位专家一起参加了由广州市交委下属研究所举行的一场讨论会，探讨如何有效治理广州市日益严峻的交通拥堵问题。

　　彭澎清楚记得，当时上述研究所在出具的报告中，用到了“水泄不通”4个字来形容广州城区可能要面临的堵塞状况。

　　那时，广州亚运会结束不久，汽车单双号限行措施也随之结束。被压抑已久的车辆，潮水般涌入广州的大街小巷。

　　彭澎说，当时广州市交委提出的治堵方案是在限牌、收取拥堵费、实行停车场阶段性收费等几种方案中选其一。但广州市交委方面特别强调，这只是基础研究，并不是政策研究。为了避免引起猜测，当时组织方还要求参与讨论的专家只能当场看研究报告，不允许带走。

　　与此同时，广州社会各层面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讨论，讨论的导火索是2010年12月22日的全城大塞车。

　　那天是广州单双号限行解禁首日，恰巧赶上当地特别重视的传统节日“冬至”，广州各大主干道持续了3个多小时的拥堵。其中广州大桥南被形容为一个大停车场。接着，广州连续3天堵车，习惯了在亚运会期间畅通无阻的车主，开始抱怨这不堪忍受的交通状况。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1年1月9日，广州公布了《亚运后广州中心城区缓解交通拥堵方案(讨论稿)》，提出 “年内提高停车费”“研究收取交通拥堵费”等30多条措施。并在全国邀请了几十位专家进行讨论。

　　但这波讨论热过后，事情慢慢趋于平淡，彭澎开始还在几次演讲中提到广州可能限购，但并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热烈回应。这让澎湃猜测，对汽车进行限购的措施短时间内可能无法出台了。

　　其实，韩志鹏在2009年就提过对汽车进行限购的提议，但当时被否决了。否决原因是限购不一定能缓解拥堵，且汽车是广州支柱产业，时机不成熟。

　　甚至在限购令出台的一个月之前，广州市交委和物价局还向韩志鹏征求过 “静态交通需求治理”方案，方案的设想是，提高中心城区停车位的收费而降低社区停车位的费用，以此鼓励市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减轻城市拥堵压力。

　　但让韩志鹏没有想到的是，没有任何征兆，广州市交委放弃了调节停车费的做法，在6月最后一天连夜公布了汽车限购措施。

　　“突然‘袭击’。”韩志鹏说。

　　广汽集团总经理口风之变

　　事情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转折呢？彭澎发现，背后有一些东西值得玩味。

　　最引人关注的是汽车生产厂商态度的转变。

　　2011年3月，也就是广州治堵大讨论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广汽集团总经理曾庆洪在对媒体谈交通治理时说，“限牌不是治堵长远的办法、根本的办法。”这意味着，作为地方政府旗下的汽车集团领导，曾庆洪并不支持对汽车进行限购。

　　大家担心，通过限购的方式治理交通拥堵，会对广州汽车产业造成较大影响。

　　彭澎记得，10年前广州时任市委书记林树森明确表态，广州不会限车，要通过疏散人口、发展轨道交通、加快停车场建设等措施来综合解决城市交通问题，不会限制私人小汽车。

　　彭澎据此认为，汽车一直是广州第一大产业，对该市财政收入和GDP贡献很大，所以会考虑不限购。

　　转变出现在今年“两会”期间，彭澎注意到，曾庆洪再次接受媒体采访时的态度已经发生了些许变化。他说，当汽车、环保、能源等整个系统发展不协调时，汽车迟早会限购。

　　彭澎判断，曾庆洪转变口吻可能是因类似的限购方案已经征求了汽车厂商的意见，并对影响做了评估，“可能影响有限，打消了他们的顾虑”。

　　根据广州市交委的数据，限购前，该市每天大约有1000辆的上牌量，这样算下来，广州一年大概有约30万辆车上牌。此次限牌后，控制的总量是12万辆，即压缩了2/3，还剩下1/3。加上广州产汽车只有六分之一销往本地市场，计算下来，限购可能会影响当地车企1/10的销量。

　　而且，目前广州市主要领导都用的是广汽传祺，这样能促进公务车更多选用本地车，此外，广州汽车厂商还可以加大对外地的销售力度。

　　彭澎认为，上海和北京都进行了限牌，当地汽车厂商也没有因此受到太大影响。

　　“这样下来，限购最大的阻力也就解决了。接下来汽车服务行业、经销商、消费者可以通过慢慢解释，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反对的声音变小了，政策出台可能就更顺畅了。”他说。

　　彭澎说，交通越来越拥堵以及尾气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最终迫使政府部门出台了这一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