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汽车产业经历了井喷式增长，产销量数字一路翻红。仅仅在2004年经历稍许蹉跌，反弹力却大得惊人，即使全球金融危机来袭，也没有改变整个行业红火的势头。
狂欢般的2009年，激发了几乎所有生产厂家的扩张热情，在年底动工扩建新工厂的就达十几家。2010年则更有吉沃嘉兴、一汽南海、奇瑞鄂尔多斯等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项目。
厂家希望新产能上马抢占更多市场份额，地方政府希望收更多的税，官员希望短期暴增的GDP粉饰政绩。大家都能如愿吗？在当前经济周期内，能。但经历过几十年兴衰的跨国巨头们都晓得，汽车产销市场规模越大，周期性越明显。衰退来了，谁也挡不住。具体时间取决于众多厂家扩张的疯狂程度与市场供求关系的此消彼长。一旦市场撑不住急剧增加的产量，厂家只有收缩、放空产能，再不行就剩下裁员、关闭工厂等极端手段了。
按照国内主流厂家已经发布的2015年规划，到时产能将扩张至3250万辆，国内总产量将达4000万辆，相当于全球预期产量的一半。那时的市场购买力一旦不能维持同步增长，市场前景必然盛极而衰。
但地方政府也好，厂家也好，谁也不会干等着虚无缥缈的衰退预言兑现。一切交给市场裁决吧！都希望周期循环的时候，自己还能全须全尾，死的都是旁人。
中央一道接一道的金牌打压房地产投机之后，对地方政府而言，城镇土地使用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等土地财政收入的潜力已经透支，难以继续大幅增长。今年的基建项目大多还是4万亿投资的尾款，必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税源。汽车产业的规模效益显著、产业关联性强，一直是地方经济支柱。更何况2009年的数据显示，厂家单车平均利润仍有1.4万元之多，远超欧美日。这么大的蛋糕不你争我夺才怪。
全国2/3的省市将汽车产业确立为重点扶持的支柱产业。已经有的还在不停招兵买马，扩充地盘。没有的更要拼命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彼此攀比。“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空前力度的财政和土地支持下，项目上马到整车下线的时间记录一次次被刷新。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次并非放卫星，而是玩真的。当年“三大”以外的安徽省计划2011年全省汽车产量达到100万辆，重庆市计划2012年产销量达到200万辆？?从传统工业基地向新兴的汽车产业园区延伸的进程中，原有汽车产业的区域性特征正在弱化，这其中的推动者就是地方政府。虽然强者恒强，珠三角、长三角和吉林为首的先行者依旧拥有技术、资金和产业配套优势，但这些优势已经被追赶者蚕食。
如果单纯依靠市场力量，几大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很难退回到礼崩乐坏、群雄并起的春秋大乱局。问题是我们刚经历了“许我干不许你干”的计划经济，又跑到另一个极端——七八个人、三五条枪就敢称霸一方。
不可否认，地方政府一直是汽车产业发展的推动力量。但各自利益驱使，产业集中的市场趋势被行政力量遏制。好的企业无法在竞争中占据压倒性优势，差的企业凭借当地政府的扶持，苟延残喘，死活不肯退出。这无疑将带来产业集中度下降，绝非好事。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既不希望弱者在竞争中被挤垮，给银行和地方财政带来巨大风险，也不希望产业格局一盘散沙，无法实现整体竞争力的快速增长。
国家尽管出台了有助于提高产业集中度的政策，但涉及到地方政府利益的政策，迟迟不能落实。从这点上说，地方政府的“效率”高过中央。你那边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我这边紧锣密鼓，衔枚疾进。这就造成了中央政策力度小、地方政策法力大的畸形现状。
执行中央地方分税制以后，中央已经把优质的税种基本上抽走。相比中央，地方政府的收入少，开支大。2009年，中央财政收入增长30%，而同期GDP增长9%，地方政府则须负担整个公共开支的70%。在此情况下，中央实在不好彻底断了地方上的财路，这也是汽车产业乱局出现的重要原因。
但中央并非没有办法，给汽车行业提供产业政策导向，引导企业自觉选择提高产业集中度的运营策略。简单说，就是扶强排弱。“国五条”明确指出，“推进汽车产业重组，支持大型企业兼并重组”。大众南海建厂，并非开荒之举。而是借壳湛江三星，借助广东优质的上游配套资源，3年内形成30万辆生产能力。广东作为日系车企布局的重地，产业集中度居全国首位，但政府仍然欣然接纳大众南下战略，很好地执行了中央的政策。这表明中央、地方政府的利益可以协调一致。利益啮合的链条就是做大做强的产业政策。
言及“排弱”，双方就不那么容易谈得拢。汽车产业投资规模大，生产设备专用性强，因此退出成本相当高。如果经营不善，只能指望大众这样的大玩家接盘，把壳资源买走，原有投资者才能基本解套。虽说产业目录名存实亡，但禁止异地建新厂的政策，使得这些壳资源还有些价值。无奈僧多粥少，奄奄一息的壳企业各地都有，即使在重量级企业集中的广东也有佛山福迪、广州宝龙、湛江三星和原一汽顺德汽车厂等几家小企业有待重组。如果长时间无人问津怎么办？让其退市不符合地方利益，欠的一屁股债将无处告解。而硬挺着玩僵尸跳，既不开工也不破产，则拖得越久，剩余资产越不值钱。产业结构如果迟迟得不到优化，不能形成全国一盘棋，整个行业的健康度也就越差。
行业整合程度越高，越能抵御中期危机。通用危机并非因为规模，而是过度扩张，难以转圜，规模只是危机影响放大的倍增器。中央和地方政府置身事外引导市场方向，显然比亲历亲为上场搏杀来得高明，各方利益也能得到更好的协调。
来源《汽车人》杂志特约撰稿 黄耀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