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心直口快的上海大众第二任总经理首次开口向《汽车商业评论》讲述他鲜为人知的汽车情结以及在抓桑塔纳国产化时的艰难岁月

　　口述  王荣钧   整理  ABR记者 葛帮宁

　　编者按：时针指向傍晚7点。从中午1点开始，近6个小时过去了。坐在我面前的王荣钧，平和，理性，淡定。他始终面带笑容，始终保持一种坐姿，始终以一种不紧不慢的语调向我讲述他的过往岁月。那些或平淡或辉煌或峥嵘的记忆，都已经逝如烟云，曾经再大的风雨，在他眼里亦不再留丝毫印迹。

　　这是2009年4月7日，上海乍暖还寒，在位于威海路489号的上汽大厦9层上汽咨询委员会办公室，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家首次开口向《汽车商业评论》讲述他鲜为人知的经历，以及担任上海大众第二任总经理后在抓桑塔纳国产化中的艰难岁月。

　　2年前，同一个地方，同一间办公室，在上海大众合资谈判中立下卓越功劳的蒋涛、仇克、翁建新三人向我讲述了他们如何斗智斗勇，历经6年共30多次的谈判，最终让上海大众合资项目落地的历史(详见《汽车商业评论》2007年7月刊口述历史《桑塔纳谈判内幕》)。

　　合资项目启动后，如何做却又是个大难题。王荣钧之前，上海大众的权杖交到了张昌谋手中，这位美国MBA只干了一年多便请辞，其中缘由百味掺杂。危难之际，王荣钧受命。

　　《人民日报》记者林钢曾经在“桑塔纳轿车国产化纪事”中这样写道：大约没有一个引进项目的国产化，像桑塔纳轿车那样，曾经受到过全国上下的瞩目。众说纷纭，舆论也一度有明显的倾斜：责之者众，褒之者少。批评集中在一点：国产化进程缓慢。

　　这正是王荣钧上任后面对的现实。在中国首家轿车合资企业这个复杂环境中，他光明坦荡，处变不惊，以冷静的态度较好地解决了跟德国人的磨合问题、桑塔纳的国产化瓶颈问题，并用不得已的方法使上海大众上规模，带着它度过了一段打基础的关键期。

　　总结起来，王荣钧说，上海大众的成功，除了国产化、上规模、良好的合作等原因外，还有两条也很重要。一是选对了合作伙伴——德国大众，他们有长远的眼光，愿意把最新技术拿过来；二是选了一个适合中国当时国情的车型——桑塔纳，既不太贵，又不太小，适用于当时的主要用途——公务车和出租车，也可用作私家车。

　　访谈中，王荣钧不愿意过多评价贯穿其中的是是非非。他从心里感谢上面的支持，因为“没有上面支持，国产化上不去，后面这些问题更没法解决”。同时，他也感谢蒋涛、仇克、翁建新他们在谈判中所做的贡献。他说：“开头的那些东西都是他们谈的，都是他们设计好了，我来干后来的实施这一段。”他还说：“如果一汽、二汽先上了轿车合资项目，上海汽车工业的命运就很悬了，历史有可能会被改写。”

　　这天傍晚，当我和他走出上汽这幢雄壮的大厦时，整幢办公楼静悄悄的。他拎着公文包，神情就像一个外出考察归来的学者。他坚持送我到最近的地铁站，看着我汇入人流，才转身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