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跨国公司而言，在全面落实母公司的全球责任原则的同时，要对中国语境下社会责任的三个倾向保持足够的警惕

　　2008年的三次大冲击

　　充满着危机、灾难和不确定性的2008年，已经成为中国在21世纪发展进程中一个极不平常的年头，也被看作是推动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事业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年头。

　　从年初的南方大雪、到5月的汶川大地震；从三鹿奶粉事件到企业裁员风波，从全球金融危机到中国经济整体下行等一系列突发事件和宏观变局接踵而来；所涉层面包括从国家、企业到民众无一不被卷入，公众对企业责任的强烈关注，以及由此引发的舆论风潮，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力度改变了整个中国企业界的责任进程。

　　更主要的是，“社会责任”的内涵与外延、意义和价值，正是在2008年开始被大规模的人群所感知和关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公众预期第一次被集中释放、强烈表达出来。

　　2008年堪称为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年”。在这一年，中国企业包括跨国在华企业都经历了危机性考验，危机直接推动了社会责任的思维和行为的转型，因而是一场转型性危机。

　　对我国人民而言，那场大地震堪称一场触及灵魂深处的人文精神洗礼，并强烈地激发了公民意识和责任行为，“责任余波”至今未息。在抗震救灾的旗帜下，政府、企业、NGO组织和个人等各类社会主体都主动参与，献计献策、出钱出力，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自强风骨，让整个社会体验到了久违的“人性回归”思潮。

　　在这个“良知苏醒”的特殊考场上，有两种力量扮演了主要的积极角色而备受瞩目，一是各类非政府组织，另一类则是中外企业。各个NGO的行动速度和力度都超过以往任何事件。自然之友、绿色和平、绿家园志愿者等在地震次日联合发起“小行动+许多人=大不同”的NGO抗震救灾行动，号召公众为救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天内便有来自北京、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陕西等地的近30家NGO加入。

　　当然，其中也出现了杂音，如部分企业假捐或少捐现象，还有类似“万科捐款门”之类的闹剧。

　　客观来说，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充当了政府之外的重要救援行动主体。事实上，政府、企业和NGO这三者被公认为支撑现代社会良性发展的三大支柱，媒体也属于更广义的NGO，也是塑造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三种最主要的力量，它们彼此的沟通默契和协调行动，对于企业负责任地运作和整体社会和谐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水平、行为方式，既和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公众意识相关，更直接取决于与政府、非政府组织的互动状况。因此，大地震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推动，不仅仅源于危机事件所引发的责任感，也来自于企业与NGO的角色变化和先行实践，这将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长期健康发展提供机制驱动。

　　2008年9月的三鹿奶粉事件，则是另一起波及面很大的突发性事件。在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检测和发现，全国主要奶粉品牌尽皆牵涉其中，个别品牌甚至在多种产品中含有三聚氰胺，这场行业性丑闻再度触发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严重担忧和对企业道德沦丧的愤怒。“三聚氰胺”成为了很多行业“潜规则”的代名词，也引起了中国企业界的整体性反思，万科董事长王石就曾坦言，很多行业可能都存在“三聚氰胺”，房地产业也不例外，不少楼盘的装修材料可能含有有毒有害物质，随着时间的累积，这种隐形的健康杀手也许会酿成另外一场社会责任风波。

　　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次贷危机所导致的全球性风暴波及中国，一部分企业因此面临出口下降、盈利减少的困境，包括部分跨国公司不得不寻求裁员或减少新增岗位；而2007年底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掀起的企业与员工纷争，也在一定程度上把很多企业推到舆论关注的风口浪尖，如华为试图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来规避风险而最终不了了之。

　　上述三类事件或趋势，导致中国企业界在2008年始终处于接二连三的责任漩涡之中。这三类事件或恰恰相对应着企业的三种利益相关者，即社区或公众、消费者、员工；也恰恰关联着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三大热点领域：公益慈善、产品质量、雇佣关系，遂被置于众目睽睽、承受着“千夫所指”。而现阶段中国国情、语境下的社会责任观念在其中以某种整体方式被显现出来。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国内外案例和学术研究都表明，很多重大的企业责任转变有时候正是由危机促成的，危机引发的声誉毁损和社会批评，有时候可以成为企业调整策略、自我矫正的重大契机。比如耐克的血汗工厂、雀巢的婴儿奶粉丑闻、沃尔玛的工会事件等等，当企业的意识缺位和不当行为被突然揭露，公众和非政府组织的强大舆论压力，企业面临着严重的公众不信任、甚至是行为抵制，这足以使公司反躬自问，自己是不是已经在追逐商业回报的道路上走得过远了？在必不可少的危机公关和应对措施以外，这些企业“知错能改”，建构了系统的社会责任体系，从而为企业重获声誉、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因此，对于伟大的公司而言，突发的危机往往会促成视角转变，实现战略转型，从而变成一场“转型性危机”。万科后来承诺补捐1亿元，并在灾区重建过程中采取了与公司特点和资源相匹配的一揽子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从危机中吸取教训，开始走在了全面的负责任经营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