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钟　发自北京　　

　　1980年后，中国的改革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央决定成立中国汽车工业公司，陈祖涛是筹备人员之一。

　　比较当时世界汽车厂商生产车型比重，商用车(卡车、载重车)与乘用车(轿车)的比重是2∶8左右，而我国90%以上的市场份额是商用车，而且是不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中型货车。“这有违汽车产业发展规律，”陈祖涛说，“我的想法是，一定要设法改变，要让中央有关部门决策人知道严重的产业结构失调给中国汽车工业带来的危害。”

　　1982年中国汽车公司一成立，中汽公司马上打报告，要求允许上海汽车公司加大投入，组织大批量生产轿车，以替代进口。

　　但报告未得到当时的计委、经委通过，陈祖涛遭遇挫折。当时决策机构里有一部人思想相当保守，他们认为“轿车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绝不能为它开绿灯”。

　　当一位地位比陈祖涛高的计委官员不给陈祖涛签字时，陈祖涛再也忍不住了，他问那位领导坐不坐轿车，领导回答说“坐”，陈大声说：“为什么你能坐，别人就不能坐？为什么你坐就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别人坐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那位官员也生气了，冲着陈祖涛说：“你可以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批判我，但是对轿车就是要像计划生育那样严格控制，一辆也不准多生产。”多年以后，陈祖涛在一次人代会上又见到那位已退下来的领导，那位领导也认为自己当年的观念太守旧。

　　最后报告未能通过计委这关。中汽公司不得不寻求其他渠道把报告直接送到邓小平手里，1982年6月，小平同志给报告批示“轿车可以合资”，这为轿车生产开了绿灯。“小平思想超前二十年。”陈祖涛评价。

　　但小平同志的批示只是个特例。全国对轿车的观念并未因此得到多少扭转。陈祖涛于是在多种场合充当起“吹鼓手”的角色。陈祖涛逢会必讲，“轿车工业不发展，汽车产业不可能真正的发展起来，只有卡车与轿车均衡发展，汽车产业才能够真正成为支柱产业，才能成为国民经济的增长点。”。

　　1984年12月，在“全国汽车行业工作会议”上，陈祖涛做了长篇发言，力陈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大势难违，引起与会者热烈反响。会后，他给国务院等领导写了一封长信，全面阐述了对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1985年，中央终于在“七五”计划建议书中，第一次明确“要把汽车制造业作为重要支柱产业，争取有一个重大发展”，但对轿车的发展并未有个明确态度。

　　1987年前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两次召开汽车工业研讨会，会议核心是：中国适合发展轿车吗？陈祖涛在会上做了发言，他说，在轿车问题上，我们已经晚了，我们不能再晚了。最后这个观点占了上风。

　　陈祖涛决定趁热打铁。1987年7月，陈祖涛和时任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副理事长的薄熙永(薄一波之子)等人一起去北戴河“公关”，他们想让在那里开会的中央领导们为“发展轿车”拍板。

　　当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对中国轿车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他是国务院重要的智囊，也是发展轿车工业的支持者，他把我们的报告《关于发展中国轿车工业的建议》以文件的形式交给了国务院领导。”很快姚依林副总理在北戴河召开了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专门会议。大多数人都表示中国应该有自己的轿车工业。最后姚依林在会上宣布：中央决定发展自己的轿车工业。

　　“可以说中国轿车生产的大门终于打开了。”陈祖涛说。当天晚上陈祖涛激动得彻夜无眠，他觉得北戴河的窗外，海浪拍岸声真大。

　　中国从此真正进入轿车工业发展阶段。